案例 | 20万盗窃案中的未成年人保护——律师全阶段辩护策略实现缓刑与刑期突破

2024年4月5日凌晨1时，未成年人Z某、W某、X某在陕西省西咸新区吃饭时，商议饭后前往旁边的停车场实施盗窃。凌晨2时许，三人来到停车场，拉开四辆车的车门，发现车上虽没有财物，但有车钥匙，于是X某提议将车开走，Z某和W某表示同意，经挑选，三人盗走一辆宝马小轿车，随后开至长沙市。4月6日，Z某由被害单位工作人员扭送公安机关。4月7日，W某在家属陪同下主动前往公安机关投案。

本案系一起未成年人团伙盗窃机动车的刑事案件，涉案金额达20多万元，已达到盗窃罪中“数额巨大”的标准，对应法定刑期为3-10年有期徒刑。面对量刑起点高、前科劣迹叠加等不利因素，辩护律师全流程介入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全阶段程序，精准运用未成年人特殊保护政策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终为两名未成年人分别争取到缓刑及有期徒刑一年的轻判结果，实现量刑的降档突破。

1、数额巨大情形与未成年人量刑从宽的冲突

依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20万元的属于“数额巨大”情形，对应基准刑为3-10年。本案中，Z某、W某犯罪时均未满18周岁，可以适用《刑法》第17条关于“对未成年人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但如何突破法定刑下限、实现降档量刑系本案难点。

2、前科劣迹与再犯风险质疑

W某曾在其他刑事案件中被判处刑罚，虽按照《刑法》第65条之规定，未成年不构成累犯，但其短期内再犯的行为可能会引出司法机关对“主观恶性深”的负面评价，增加量刑时争取从轻的难度。

（一）侦查阶段：试图阻断羁押惯性，铺垫量刑基础

1、黄金48小时会见：律师在嫌疑人被刑拘后48小时内完成首次会见，通过心理疏导缓解未成年人的恐惧情绪，同步固定“自首”“未分赃”等有利事实，为后续辩护筑牢根基。

2、动态化取保谈判：结合嫌疑人基本案情、家庭监管条件、社会危害性等因素，向检察机关提交《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该意见虽未获批准，但为后续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及从轻量刑提供了法理及事实支撑。

3、前科影响对冲：针对W某的前科记录，律师提出W某主观恶性不强，犯罪根源在于家庭监护缺失和社会引导不足等意见，有力论证其再犯罪与家庭监护缺失的关联性，有效弱化了“主观恶性”的标签。

（二）审查起诉阶段：赔偿谅解+认罪认罚双轨突破

1、退赔谅解谈判技术

律师通过类案检索发现，在陕西地区涉盗窃数额巨大的案件中，退赔谅解的案件可降刑期幅度约为30%-50%，遂以“赔偿换缓刑”为谈判核心，促成家属全额赔偿，被害人出具谅解书时特别注明“建议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为争取缓刑创造有利条件。

2、认罪认罚精准协商

在检察院认罪认罚过程中，律师结合本案案情提出四点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依据：

（1）赔偿谅解已修复法益，社会危害性显著降低；

（2）Z某经常居住地司法局未能通过社区矫正，系基于实际居住地的争议问题，而非实体否定；

（3）W某有主动投案的自首情节，如不适用缓刑，则应当在刑期的量刑中予以充分体现。
（4）W某虽曾有同类犯罪记录，但根据《刑法》第65条，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前科不触发从重处罚。

基于以上事由，检察机关最终提出“Z某1年5个月实刑、W某1年4个月实刑”的量刑建议，并表达“若审判阶段通过社矫评估，可变更量刑建议为适用缓刑”的意见。

（三）审判阶段：社矫评估攻坚与裁判文书引导

1、社区矫正执行地博弈：针对Z某户籍地司法局及经常居住地两次拒收的情况，律师准备了Z某父母在户籍地持续居住的证据材料，并向司法局提供《家庭监护承诺书》+学校《同意入学证明证明》+《村委会同意接收证明》三份材料，说服Z某户籍地的司法局向法院补充回函，同意接收Z某的社区矫正。

2、庭审辩护思路：庭审中，罗武华律师针对性地就Z某符合缓刑条件发表了辩护意见，法院经审理采纳了该意见，并当庭对Z某作出缓刑判决。对于W某，基于案件事实、法律规定及与承办检察官的沟通情况，罗复华律师提出，检察机关所作出的一年四个月实刑的量刑建议仍有优化空间，W某主观恶性并不强，且其犯罪的根源在于家庭监护缺失和社会引导不足，最终检察机关在原认罪认罚量刑建议的基础上，当庭减少量刑建议至有期徒刑一年。

1、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黄金救援期”

律师第一时间前往看守所与Z某、W某进行了会见，详细了解事实经过、作案过程以及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并进行基本法律分析，转达父母关心。会见结束后，罗武华、罗复华律师适时向公安机关提交了取保候审申请书，因本案盗窃金额数额巨大，公安机关未同意取保候审，坚持向检察机关提请逮捕，为此，罗武华、罗复华律师多次前往西安与承办检察官进行面对面沟通，同时向检察机关提交请求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虽然未改变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意见，但持续的工作和沟通，还是为后续辩护争取了更多空间。

2、量刑协商中的“阶梯式报价”策略

在认罪认罚协商过程中，可先同意较高刑期换取缓刑建议，再通过审判阶段举证（如社矫评估通过、家庭监护方案等）争取缩减刑期，避免“一揽子协商”僵局，实现量刑的逐步优化。

3、社区矫正地选择的实操要点

优先选择未成年人实际居住地（需提供租房合同、居住证明等证据），次选户籍地；若两地均未通过，可根据情况提交《家庭监护承诺书》、当地学校《同意入学证明证明》、《村委会同意接收证明》等补充材料说服司法局出具同意接收的补充说明。

本案系未成年人因好奇而临时起意实施的冲动型盗窃案件，此类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优化量刑的重要制度保障。律师应与案件承办人充分沟通，向案件承办人输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基本理念，积极促成退赔谅解，为法庭适用未成年人特殊保护政策及从轻、减轻处罚提供重要依据。

本案辩护突破的关键，在于将“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抽象原则转化为“赔偿谅解+认罪认罚+社矫可行性”的具体技术动作。律师通过全阶段递进式辩护，不仅实现了个案的量刑优化，更推动了司法机关在类案中形成“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赔偿谅解前置化处理”的裁判倾向，凸显刑事辩护的社会治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