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财富传承的“坎”：娃哈哈继承案的法律剖析

一、事件背景

2025年7月，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的遗产纠纷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其核心围绕宗庆后身后的巨额资产分配展开。事件的焦点在于，宗庆后之女宗馥莉被三名自称“同父异母弟妹”的宗氏后人提起诉讼，这三名原告分别为宗继昌、宗婕莉和宗继盛，均持有美国国籍，据诉讼材料显示，他们是宗庆后与前娃哈哈集团高管杜建英所生。

根据网络公开信息整理，三名原告在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诉求包括冻结宗馥莉名下汇丰银行账户内的18亿美元资产，以及追讨宗庆后生前承诺给予他们的21亿美元信托权益。与此同时，他们还向杭州中院提起确权之诉，要求继承宗庆后持有的娃哈哈集团29.4%股权，按照当前市值估算，该部分股权价值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原告方表示，2003年宗庆后曾指示财务团队通过香港汇丰银行设立信托，承诺给三名子女每人7亿美元，资金来源为娃哈哈集团未来的分红，并指控宗馥莉擅自转移了信托资产。为此，他们提交了宗继昌1989年的出生证明，并申请进行DNA鉴定以确认血缘关系。

宗馥莉方则出具了宗庆后2020年所立的遗嘱，其中声明境外资产均由独女继承，其他子女不得主张权利。同时，宗馥莉方质疑原告方所提信托相关证据的效力，并强调娃哈哈境内股权已通过家族信托完成资产隔离。这场纠纷涉及非婚生子女继承权的认定、信托与遗嘱的效力判定以及跨境法律适用等多个复杂问题，对娃哈哈集团的未来发展及宗氏家族的财富分配走向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目前案件仍在审理过程中。

二、争议焦点

本案法律争议焦点：

一、非婚生子女继承权问题，依据《民法典》，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继承权，但需确认亲子关系。法律实践中非婚生子女要真正平等继承往往面临诸多制度上的障碍。

二、信托与遗嘱效力冲突，需审查信托文件是否有效及遗嘱真实性，宗馥莉提交的遗嘱为代书遗嘱，该遗嘱见证人为两名娃哈哈高管，虽满足人数要求，但见证人身份的中立性存疑，因为他们与宗馥莉存在工作上的隶属关系，可能影响遗嘱见证的公正性。

三、跨境法律适用问题，香港法院依普通法审理信托纠纷，内地法院依《民法典》审理股权继承，两地司法协作存挑战。

三、遗产继承纠纷法律分析

（一）家庭关系结构与身份冲突的现实争议

1.非婚生子女继承权的实现困境

我国《民法典》第1071条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在继承法律关系中，这一平等权利延伸至遗产分配领域，从法律条文层面保障了非婚生子女在被继承人未通过有效遗嘱排除其继承权时，有权参与法定继承，与婚生子女按相同规则分割遗产。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非婚生子女要真正平等继承往往面临诸多制度上的障碍。

首先是证据门槛，他们必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与被继承人的亲子关系，此类证明需达到较高的证据标准，需确保鉴定程序合法、样本来源可靠。这种举证困境源于非婚生子女特殊的出生背景，缺乏如婚生子女般天然的亲子关系公示性，使得其权利主张在起始阶段就面临挑战。

其次，如果被继承人留下了遗嘱而未提及非婚生子女，则需证明遗嘱无效或不公正才能打破遗嘱对法定继承的优先效力。根据网络报道，宗馥莉持有的2020年遗嘱明确声明“所有境外资产由独女宗馥丽继承”，这使得宗继昌、宗婕莉和宗继盛必须从程序和证据上双重挑战遗嘱的合法性。

此外，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在情感和身份认同上的差异，也加剧了继承纠纷的复杂性。在娃哈哈家族长期以来，宗馥莉作为宗庆后唯一公开的子女，深度参与企业经营，在家族和企业内部形成了稳固的地位认知。而宗继昌等三人的突然出现，打破了这种既定认知。这种情感与认知的双重冲突，使得双方在继承权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进一步激化了纠纷。

2.婚姻家庭关系的隐秘性对继承程序的阻碍

宗庆后一生经营低调，将私生活严格地与公众形象切割开来，复杂的家庭关系长期处于隐秘状态，导致非婚生子女的问题被长期掩盖，没有在生前通过正式途径妥善解决。这种隐秘性导致在宗庆后去世、继承程序启动时，无法迅速准确地确定全部继承人范围。相比普通家庭继承案件，继承人身份明确，继承程序能较快推进，娃哈哈案中，宗继昌等三人身份的披露使得遗产分配的权利主体处于不确定状态，延缓了继承程序的正常进行，也为纠纷的产生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中国传统观念中对非婚生子女讳莫如深，一些企业家出于颜面或家庭和睦考虑，倾向于在世时隐瞒“小字辈”的存在，以期通过私下补偿来平衡。然而法律并不承认所谓“私下承诺”，反而要求继承中的身份关系和财产权利必须光明正大地被确认。宗庆后生前或许认为自己可以扮演封建大家长，在明面上由嫡女掌产业、暗地里让庶出子女享富贵。但当他突然离世，这些未明示于法律文件的安排瞬间失效，后人只能对簿公堂，将人情账交由冰冷的法律来清算。

（二）遗嘱效力与信托隐患的双重风险

1.遗嘱效力的隐患

据网络公开信息显示，宗馥莉提交的2020年遗嘱可能存在形式瑕疵。根据《民法典》第1135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该遗嘱见证人为两名娃哈哈高管，虽满足人数要求，但见证人身份的中立性存疑，因为他们与宗馥莉存在工作上的隶属关系，可能影响遗嘱见证的公正性。此外，遗嘱未经公证，在证据效力上相对较弱，若出现其他相反证据或对遗嘱真实性、合法性的质疑，法院可能对遗嘱效力不予认定，从而导致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这将极大改变遗产分配格局，引发更多争议。

遗嘱内容上，根据网络公开信息显示，宗庆后未充分考虑非婚生子女的权益，直接声明境外资产由独女继承，其他子女无权利。这种安排在法律上可能因违反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遗产份额的规定而存在瑕疵。若宗继昌等三人能证明自己属于此类继承人，该遗嘱关于排除他们继承权的条款可能被认定无效。

2.信托瑕疵的潜在危机

目前披露的信息显示，三位非婚生子女声称宗庆后生前承诺为他们各设立7亿美元的信托基金，即信托总额为21亿美元，并指控宗馥莉擅自转移了信托资产共110万美元，而目前信托账户的余额为18亿美元，并不足额。

从家族信托设立来看，或许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若如宗继昌、宗婕莉和宗继盛所言2003年宗庆后指示设立离岸信托，但可能未形成完整、规范的信托文件，导致信托意图、信托财产范围、受益权分配等关键要素不明确。

信托资金涉及从境内到香港的转移，面临外汇管制问题。但现有信息并不清楚这笔信托资金是如何突破外汇管制实现出境的，如果无法证明其符合外汇管制规定，那么信托的资金来源和转移过程就可能涉嫌违法，进而影响整个信托的合法性。

由此可见，不规范的家族信托不仅无法实现财富传承和资产保护的目的，反而成为纠纷的导火索，让各方在信托权益归属上陷入僵局。

（三）区际法律适用的跨境冲突

案件同时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18亿美元信托冻结案）与杭州中院（审理200亿股权继承案）双线进行，导致法律管辖冲突风险。香港法院已主动延后裁决两个月，等待杭州DNA鉴定结果。更深层冲突体现在实体法差异。

遗嘱形式要件方面，内地《民法典》第1134——1139条对遗嘱形式作出严格规定，包括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等多种形式，每种形式都有相应的成立要件。如果遗嘱不符合特定的形式要件，遗嘱就可能无效或遗嘱的效力就会受到质疑。而香港《遗嘱条例》在遗嘱形式的认定上则相对宽松；

信托设立要求方面，内地《信托法》第8条规定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明确了信托设立的严谨性；香港《受托人条例》第41条认可口头宣言信托，信托设立形式更为灵活；

跨境执行机制方面，内地和香港在跨境执行方面都依赖双边司法协助安排，但互认范围有限。

此外内地与香港在涉外继承准据法上存在冲突。根据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遗嘱继承则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

宗庆后作为内地居民，其遗产既有境内的娃哈哈集团股权，又有境外的信托资产等，涉及不同性质财产的继承，需分别适用不同法律。对于境内股权继承，主要适用内地法律；而境外信托资产继承，可能适用香港法律或其他相关地区法律。这种法律适用的复杂性，使得当事人在主张权利和法院裁判时，都需要仔细权衡不同法律规定的影响，增加了纠纷解决的不确定性。

四、家族财富传承的法律启示

（一）完善非婚生子女权益管理

通过法律工具提前安排非婚生子女的权益，在遗嘱中明确非婚生子女的利益分配，避免因继承权问题引发家族内斗。同时可通过设立家族信托，明确非婚生子女的受益权，确保其权益得到法律保障。信托可以为非婚生子女提供稳定的经济支持，避免因遗产分配不公引发家庭矛盾。

完善家族治理机制，考虑制定家族宪章，明确家族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包括非婚生子女的权益安排。家族宪章可以作为家族内部治理的重要依据，减少因法律空白引发的纠纷。定期召开家族会议，讨论家族事务，包括非婚生子女的权益问题。通过家族内部的沟通与协商，达成共识，避免因单方面决策引发矛盾。

在处理非婚生子女的权益问题时，应充分尊重家族成员的情感。尽量避免因法律程序的介入引发家族内部的对立和矛盾。

（二）重视遗嘱与信托设立的规范性

娃哈哈继承案凸显了遗嘱与信托在家族财富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潜在法律风险，为高净值人士提供了深刻的启示。遗嘱方面，必须严格遵循书面形式要求，明确见证人资格，避免因形式瑕疵或见证人利害关系影响遗嘱效力；遗嘱内容需具体明确，涵盖财产分配、受益人身份等关键要素。

信托方面，设立信托需采用书面形式，明确信托目的、财产范围和受益人等要素，确保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归属清晰；受益人身份应明确且经过确认，知晓并同意信托设立；跨境资产应提前规划，明确适用法律和管辖法院，避免法律冲突；信托管理应选择专业机构，建立有效监管机制，确保资金安全。

此外，遗嘱与信托需综合规划，提前明确家族财富分配和管理，避免法律漏洞引发纠纷，同时兼顾法律与道德平衡，维护家族和谐与企业稳定。

（三）跨境法律冲突的应对

首先，明确跨境资产的法律适用，由于不同法域的法律体系和具体规定存在差异，家族企业应根据资产所在地、家族成员国籍等因素，综合考虑选择最合适的法律适用，确保财富传承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其次，协调跨境管辖权，跨境资产可能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家族企业需明确各资产的管辖法院，避免因管辖权冲突导致裁决不一致，增加纠纷解决的复杂性和成本。

同时，合理安排资产结构，通过设立离岸信托、家族基金等方式，实现资产的隔离与保护，降低潜在法律风险；

此外，还需关注不同法域间的税务政策差异，进行税务筹划，避免因跨境资产引发高额税费，从而实现跨境资产的有效管理和传承，保障家族财富的长远发展。

五、结语

娃哈哈作为中国饮料行业的巨头，其创始人宗庆后留下的不仅是庞大的商业帝国，更是一个复杂且充满挑战的遗产继承谜局。宗庆后去世后，围绕其遗产的争夺战迅速爆发，这场风波不仅涉及巨额财富的分配，更暴露了家族企业在财富传承和治理结构上的诸多问题。

这场遗产纷争不仅冲击了娃哈哈的经营稳定，更引发了公众对企业治理和家族传承的深刻思考。娃哈哈的股权结构原本相对稳定，但若三名非婚生子女的诉求得到法律支持，股权结构将变得复杂，企业控制权可能面临重大调整。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会影响娃哈哈的未来发展，也可能对整个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提出挑战。

无论这场纷争的最终结果如何，它都为其他企业家敲响了警钟：在财富传承过程中，必须提前做好合理的财富规划和传承安排，明确股权结构，制定清晰的继承规则，以确保企业的稳定发展。娃哈哈的这场遗产风波，不仅是宗庆后家族的内部矛盾，更是中国家族企业在现代化治理道路上的一次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