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例解读】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纠纷中非法代繁行为的主体责任认定规则

【案情简介】

某国际良种公司是“先玉335”玉米品种权人，敦煌某公司为被许可人，享有维权诉权。2011年4月，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张掖市某公司，委托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资质的石河子市某公司繁育代号为PS6的玉米种子，提供亲本并支付定金。石河子市某公司随后组织农工实际种植623.5亩，收获种子265.092吨并交付张掖市某公司。经公证取样及检测，PS6种子与“先玉335”极近似。敦煌某公司诉请二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300万元。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定，张掖市某公司未经许可委托繁育涉案种子，构成侵害“先玉335”植物新品种权，石河子市某公司作为专业种子经营主体，未尽审查义务、协助侵权，具有主观过错。因无法查实侵权获利，酌定按敦煌某公司销售利润的一半计算赔偿额。判决张掖市某公司赔偿180万元，石河子市某公司在2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定侵权事实成立，但是石河子市某公司不构成共同侵权故意。因此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张掖市某公司赔偿17万元，石河子市某公司单独赔偿3万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经提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张掖市某公司和石河子市某公司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河子市某公司未尽审查义务，协助完成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法院以侵权种子单位合理利润10元/公斤为标准计算赔偿额，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二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连带赔偿原告公司265.092万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定，酒泉某种业公司未经许可委托制种构成侵权，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某村民委员会作为受托方，拒不提供制种相关证据，主观存在过错，与酒泉某种业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判决酒泉某种业公司停止侵权、赔偿50万元，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某村民委员会承担连带责任，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对于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中委托制种行为的侵权判定具有指导意义。不签订制种合同、选定代理人发放繁殖材料、通过间接方式给付制种费用等方式，是实践中非法代繁行为所采取的普遍手段。这类侵权行为隐蔽，品种权人往往难以收集有效的直接证据，也难以追究真正侵权人的法律责任。根据案件相关事实和证据，适时转移举证责任，对于一味否定侵权事实但不提供相关证据的当事人，推定侵权事实成立，是降低品种权人维权难度的关键。本案中，品种权人提交种子生产合同、公证书等初步证据以证明制种公司委托制种行为构成侵权，制种公司虽然否认但无法对涉嫌侵权品种种植地块的制种情况进行说明，且未提供上述地块的亲本发放凭证及种子收购花名册等予以佐证，应当认定其行为构成侵害品种权的行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定，酒泉市某种业公司系案涉侵权亲本提供方及制种支付方，为实际侵权主体；刘某某系普通农民，无商业目的参与制种，不构成侵权。判决酒泉市某种业公司赔偿原告公司经济损失132000元及鉴定费4000元。酒泉市某种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是对非法代繁行为进行维权成功的典型案例。不签订制种合同、选定代理人发放繁殖材料、通过间接方式给付制种费用等方式，是实践中非法代繁行为所采取的普遍手段。这类侵权行为隐蔽，品种权人往往难以收集有效的直接证据，也就难以追究真正侵权人的法律责任。从2012年到2021年，本案品种权人历时九年，经一审、二审、申请再审和发回重审，再经一审和二审，多次补充证据，最终查明事实，让真正的侵权者承担侵权责任，体现了维权的恒心。

对于制种农民来说，在不知道代繁物是侵权繁殖材料并说明委托人的情况下可以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如果不说明来源，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受委托农民在一审和二审程序中没有如实提供证言，被判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在执行程序中受委托农民提供了新证据，证明其受委托分发侵权繁殖材料，品种权人由此获得了申请再审的机会，并通过重审程序确定侵权主体，也由此免除了制种农民的赔偿责任。

在本案审理中，由于缺乏证明侵权主体提供侵权繁殖材料的直接证据，法院经过多次补充证据，结合对制种农户的调查、种子发放签收单、银行账户来往明细、所制种子的回收等，认定侵权种子来自被控侵权主体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在被控侵权主体仅提出质疑未提出证据的基础上，确认其实施了侵权行为并判决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例既是对那些行走在艰难维权路上的品种权人的一种鼓舞，也是对农民从事制种代繁行为的一种风险提示，更是对试图通过隐蔽方式实施侵权的行为人的一种警示。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定，陈某未经许可繁育侵权种子，主观存在重大过失，不符合免责条件，判决陈某停止侵权，赔偿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46362.5元。陈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律师解读】

本案明确了农民受托人免责的严格要件：主观上不知道代繁物为侵权种子，以及客观上说明具体的委托人两个要件。就主观要件而言，是指受托人实际上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该代繁物是侵害品种权的繁殖材料。“不知道”是指实际没有认识到代繁物是侵害品种权的繁殖材料；“不应当知道”是指对于实际不知道代繁物是侵害品种权的繁殖材料在主观上没有重大过失。受托人因重大过失导致不知道该代繁物是侵害品种权的繁殖材料的，不应当免除其赔偿责任。

结合本案而言，陈某虽符合“说明委托人”的客观要件，但不符合“无重大过失”的主观要件，其种植面积达45亩（含租赁土地），属于“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经营者”。我国对作为主要农作物的玉米品种的推广种植实行品种审定制度，对于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也有较为严格的市场管理制度。作为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经营者，应当在制种活动中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遵守相关行业的行政管理规定。本案中，陈定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就制种的委托人主体、代繁品种的相关情况等履行了基本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故不能免除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定，王某金、赵某山构成共同侵权，但认为河北某种业公司主张的损失缺乏充分依据，判决二被告停止侵权，连带赔偿经济损失80万元及合理开支16985元。河北某种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王某金、赵某山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权种子；二被告连带赔偿河北某种业公司经济损失2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16985元，共计2016985元。

【律师解读】

本案厘清了分工协作型共同侵权的责任认定：王某金与赵某山虽互相推诿责任，但王某金办理制种必需手续、赵某山实施种植收割，二者分工协作、缺一不可，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同时，二被告存在拒不配合调查、抢收转移种子、虚假陈述等恶劣情节，导致侵权种子流向不明，法院全额支持了河北某种业公司主张的200万元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