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懂孩子，才能真正保护孩子

作为陕西省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张麦昌律师每年都会援助一些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2021年5月底，西安市法律援助中心将一起涉未成年刑事案件指派给了张麦昌律师，张律师让我和他一起参与援助本案。

案件是一起二审刑事案件，案由是强奸，被告人是不满十六周岁的少年，被害人是未满14周岁的幼女。一审判了两年两个月，被告人不服，上诉了。

辩护策略的分歧

阅卷会见后，我们讨论了辩护策略。

我认为本案两名当事人发生过性关系的事实十分清楚。控辩双方的争议点无非是：

1、被告人唐某是否明知被害人吴某为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

2、发生性关系是否违背吴某的意愿。

对于上述争议焦点1：唐某的口供有反复，开始说知道，后来又说不知道。

对于焦点2：虽然案发后吴某均陈述几次性关系自己都不是自愿的，但结合两人聊天记录，你侬我侬，十分亲密，能看出起码后面几次都没有强迫，焦点在于第一次是不是强迫。

总结下来之后，我觉得没什么辩点，毕竟法律规定很明确：与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即便幼女自愿，也属于强奸。唐某构成强奸罪，只能在量刑上下功夫了。

张律师不认可我的意见，他认为本案依然可以做无罪辩护。未成年人案件不能依照成年人的案件标准去思考，未成年人的想法与成年人不一样，对于是否强奸，也不能完全按照成年人的想法去判断。被告人与被害人是情侣关系，年龄相仿（男孩15岁，女孩13岁），报案人是女孩的妈妈，被害人有没有“被害”？张律师认为，如果是一个成年男人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成年人利用了其年龄、智力和社会阅历的优势与幼女发生关系，不论幼女是否同意，均应当认定成年人违背幼女意志，构成强奸。但若是年龄相当的未成年人之间基于“幼稚但单纯”的感情（早恋）发生关系，双方年龄相当，阅历相当，智力相当，就不宜认定为强奸。张老师建议我看一下《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我们最终决定做无罪辩护。

圆桌庭审

开庭审理后，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发回重审后出现“严重后果”

现在，“严重后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下，取保的事也搁下了。

三次开庭

这次开庭，被告人通过视频方式参加庭审。检察官仍将案件焦点放在唐某是否明知吴某不满十四周岁、第一次性行为是否为强迫上，还增加了“案件引发了严重后果”。张律师指出，本案的关键根本不在于唐某是否明知吴某的年龄不满十四周岁。唐某是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所以本案的关键在于“两人是否在恋爱期间自愿发生性关系”，至于“严重后果”--需要查清--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从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聊天看，报案前，女孩的精神是正常的，甚至是愉快的；报案后，才出现了“不敢见人，不愿上学、割腕”等异常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办案人一定要站在未成年人的角度，理解他（她）们的心理和情感。如果女孩是因为“恋人被抓走判刑，自己还不能说真话”而痛苦不堪，那我们可能就是以保护孩子的名义伤害孩子。今天她不能说，不敢说，但她终究会长大。如果是这种情况，将本案作为刑事案件处理，显然是错误的，会给两个孩子带来终身痛苦。

庭审四个小时过去了，案件刑事部分终于质证完毕，此时已经到了晚上八点，因为还涉及民事案件的举证质证，法官遂宣布择日继续开庭。于是，饭也没吃，赶回西安。路上，张律师才告诉我，今天是儿子的生日，要吃不上儿子的生日蛋糕了。

两周之后第二次开庭，完成了全案的庭审工作。在这次庭审中，公诉人和被害人家属坚持认为两人之间不存在恋爱关系，公诉人甚至称被告人为“社会青年”。张律师说，我希望公诉人和家长都放下成见，认真地读一下两个孩子的聊天记录，那是两个人私密的情况下说的话，不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是说给自己的。如果要了解孩子，不能只看她在母亲陪同下在公安人员面前做的笔录，更要看他们在私密情况下的聊天记录。有些父母为了了解孩子会偷看孩子的日记，为什么？因为日记更可靠。对于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女孩母亲而言，我们能够理解她的感受，但是我们需要真正站在孩子的角度想问题，只有懂孩子，才能真正帮到孩子，只有懂孩子，才能真正保护孩子。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次开庭后，我们以为法官要下判决了，没想到再次接到法官开庭通知，又开了第三次庭。原来主审法官亲自与吴某作了一次谈话，并形成了谈话笔录，需要对该笔录开庭质证。张律师说，这个谈话笔录一定与“严重后果”有关。唐某已经被关押了一年多，而且未与成年人分开羁押，这是我们觉得非常遗憾的地方。审前羁押也增加了一审法院做出无罪判决的压力。现在，法官去询问严重后果的问题，这说明这个案件想要无罪判决已经不可能了。

2021年12月31日，在即将迎来2022年之际，法官通知本案的判决结果：唐某犯强奸罪，判处唐某有期徒刑一年又八个月。相较于之前的判决，减少了半年的刑期。对唐某来说，这意味着再过一个月，他就自由了！当事人家属打来电话，连声道谢！这让我感觉一丝丝欣慰。但更多的感觉还是，这个案子太值得反思了，特别是对于办案人来说。

反思及感想

其次，我觉得这个案子的办案人员，特别是一审的检察官，是把未成年人的案子当成成年人的案子在办，心中没有“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观念。一审时，检察院起初的建议量刑是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也许一审法院也觉得这个量刑建议“太狠了”，毕竟被告人还不到十六周岁啊，遂函询检察院，大致意思是，这个量刑建议，是不是有点太重了？要不要改一改？检察院这才将建议量刑变更至二年二个月至四年。相比之下，二审显然更专业一些，案件由专门的少年庭办理，庭审设置也更符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法官除了法律专业能力更好，问询语言也更加有“温度”，人文素养非常好。

最后，刑事案件辩护中可以适时进行情和法的结合，将案件定性上升一个高度。法律不外乎人情。干巴巴地说法条或者案件证据没有问题，但如果能够结合情理，结合两个孩子的心理以及其未来成长，更容易打动人心。本案中孩子的做法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不定罪就不应当定罪。对一个人定罪很容易，但长远地看，“定罪”会使得两个孩子都无法接纳自己，会毁了两个孩子的未来，对两个家庭来说，也会成为一个灾难。换一种观念，换一种做法，可能同样会解决问题，但是效果却截然不同。还是那句话，只有真正懂孩子，才能更好的爱孩子，才能真正地保护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