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出去”到依法“走得稳”：《反跨境腐败法》的制度意义、域外投资风险与中美反腐败法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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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中国企业及个人境外投资的合规转型】

2026年11月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以下简称“《反跨境腐败法》”），并由国家主席签署第89号主席令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该法共六章47条，涵盖跨境腐败的认定范围、工作机制、案件办理、国际合作、企业廉洁合规及法律责任等内容，是我国反腐败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进展。对于已经开展或者准备开展境外投资的中国企业而言，这部法律的出台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部分中国企业对境外投资合规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境外投资备案、外汇管理、税务安排、当地公司注册以及劳动用工等方面。至于商业贿赂、第三方代理、政府关系、利益冲突、财务真实性以及跨境内部调查，往往被视为企业内部管理问题，尚未真正纳入境外投资的整体法律风险控制体系。这种认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现实需要。随着中国企业不断进入欧美、东南亚、中东、非洲及拉丁美洲市场，企业所面临的法律环境早已不限于中国国内法律与投资目的国法律。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以下简称“FCPA”）、英国《2010年反贿赂法》以及国际反腐败合作机制，都可能直接影响中国企业的经营活动。

此次《反跨境腐败法》的出台，意味着中国对于境外投资的监管正在更加重视投资行为本身的合法性、经营过程的廉洁性以及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但是，理解这部法律，不能简单地将其称为“中国版FCPA”，更不能认为中国公民或者企业只要在境外发生商业纠纷、行政调查或者不规范经营，就当然构成跨境腐败。只有将其置于中国现有刑事法律体系、境外投资监管制度以及国际反腐败法律框架之中，才能准确把握其规范目的、适用边界和实际影响。

一、《反跨境腐败法》的立法背景：从国内反腐败治理到跨境腐败的制度化防范

（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扩大，跨境腐败风险已成为境外经营的重要法律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国际化经历了从商品出口、境外承包工程，到境外设立企业、跨境并购、全球生产布局及海外资产配置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能源、矿产、房地产、制造业、物流运输及科技产业等领域，海外投资的主体、方式和规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2026年10月公布的有关数据，中国对外投资流量由2017年的1583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2136亿美元，对外投资存量由约1.8万亿美元增长至约3.4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成为国际投资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其海外经营行为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商业利益，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中国企业的整体国际信誉。然而，投资规模扩大并不必然意味着企业合规管理能力同步提高。

在一些境外投资项目中，特别是涉及政府许可、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采购、资源开发或者特许经营权的项目，投资者可能需要频繁接触外国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及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机构。这些业务环节往往具有审批事项多、商业利益重大、信息不对称及第三方参与程度高等特点，容易滋生商业贿赂与利益输送风险。实践中，一些企业习惯以当地商业惯例解释不合理的代理费、咨询费或者政府关系费用，认为只要相关付款符合当地商业习惯，或者由代理商实际支付，企业便无需承担责任。

实际上，无论美国FCPA还是中国现行刑事法律，都不会仅因某种行为在当地较为普遍，就当然认可其合法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境外腐败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并不限于被处罚的金额。企业还可能因此丧失政府采购资格、商业合作机会、银行融资支持以及境外市场准入资格。因此，从长期发展角度看，跨境腐败已经不仅是刑事法律风险，也是影响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经营风险。

（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中国涉外反腐败立法提供了重要国际法背景

2003年10月3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以下简称“UNCAC”）。中国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该公约，2005年10月27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2006年1月13日递交批准书。公约于2006年2月12日对中国生效。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仅要求各缔约国完善国内反腐败制度，而且对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洗钱、国际司法协助以及腐败资产追回等作出了系统规定。其中，公约第16条涉及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贿赂，第26条涉及法人责任，第43至50条规定国际合作的主要机制，第五章则专门涉及资产追回。从国际法层面看，腐败已经不再被单纯视为一个国家内部的治理问题，而是具有明显跨国性质、需要各国共同应对的法律问题。

中国《反跨境腐败法》第4条明确倡导发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主渠道作用，强调尊重主权、平等互惠、国际合作以及腐败资产返还。这一规定表明，中国此次立法并非简单模仿美国的域外反贿赂制度，而是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总结本国执法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建立具有自身制度特点的跨境腐败治理体系。当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国内刑法之间仍然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区别。国际公约确立的义务，并不当然使所有相关行为直接构成中国刑事犯罪；具体追究刑事责任，仍应依据国内刑事立法及其构成要件。

（三）中国此前已经建立涉外贿赂犯罪制度，但缺少统一的跨境腐败治理框架

需要澄清的是，《反跨境腐败法》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将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纳入法律规制。2011年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已在《刑法》第164条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的相关规定。

根据现行《刑法》第164条，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的，依照该条有关规定处罚；单位实施相关犯罪的，还涉及单位罚金及直接负责人员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通过境外代理人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并非直到2026年才可能受到中国刑法追究。与此同时，《监察法》《反洗钱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等法律，也分别在国家监察、资金监管、证据获取和国际司法合作方面发挥作用。但上述制度分散于不同法律之中，尚未形成对跨境腐败行为、企业预防义务、国际合作和责任追究的统一规范。

2026年8月25日，《反跨境腐败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11月6日，法律正式通过。从立法结构看，新法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扩大跨境腐败治理的制度覆盖范围，更在于将已有的刑事追责、监察调查、企业预防、金融监管与国际合作机制进行系统衔接。尤其是第四章关于廉洁合规的规定，将企业内部风险管理提升至明确的法律义务层面。

（四）2026年境外投资监管制度的完善，为新法实施提供了更完整的制度环境

还应当注意，同一年中国境外投资管理制度发生的其他重大变化。2026年5月5日，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国务院令第837号），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该行政法规明确将境内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纳入对外投资制度的调整范围，并对境外投资的核准备案、资金管理、企业治理、风险防控及投资权益保护作出规定。2026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又公布新版《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49号），将于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并同步废止2017年出台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新办法进一步明确居民个人的投资主体地位，并根据投资性质、规模和敏感程度规定相应的核准、备案及信息报告安排。因此，2026年中国涉外投资法律制度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整体性：一方面，通过对外投资法规规范投资主体、投资程序和投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反跨境腐败法》强化投资及经营过程中的廉洁义务。两者调整对象和法律责任并不相同，但共同体现了中国对外投资从重视准入和资金管理，逐步走向全过程规范与合法权益保护的制度发展方向。

二、《反跨境腐败法》的核心制度：跨境腐败行为、企业义务与责任边界

（一）第2条确立了比传统境外商业贿赂更广泛的规范范围

《反跨境腐败法》第2条对跨境腐败作出了列举式规定。其范围不仅包括境内公民、境内企业等主体向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还涉及境外主体向中国境内公职人员等对象行贿、中国主体在境外实施的其他职务腐败，以及具有特定境外行为和境内结果连接因素的同类腐败行为。此外，涉嫌腐败人员逃匿境外、跨境转移腐败资产，也被纳入法律调整范围。这一规定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跨境腐败治理不再仅针对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的行为，而是兼顾跨境职务腐败、违法资产转移和国际追逃追赃；二是法律并非只针对国有企业。符合规定的民营企业、个人及其他组织，同样可能成为跨境腐败调查和责任追究的对象。

但第2条属于跨境腐败行为的法律定义，不能脱离刑法或行政法律规范，直接推导出所有列举行为均构成犯罪。新法第35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衔接：实施跨境腐败行为，构成《刑法》所规定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刑事法定原则，也为司法实践划定了重要边界。

（二）第29至34条将企业廉洁合规纳入法律上的经营义务

新法最值得中国企业关注的内容，是第四章关于廉洁合规的规定——第29条规定，从事跨境经营业务的企业应当依法廉洁合规开展经营活动，并督促指导其境外分支机构、子公司遵守投资目的国法律；第30条进一步要求企业建立健全廉洁合规管理制度，将合规要求贯穿经营决策、执行和监督全过程；第31条涉及风险识别评估、内部举报和问题处置；第32条涉及财务、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第33条明确规定第三方尽职调查和监督管理义务；第34条要求加强员工廉洁教育和培训。

这些条款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政策倡议，而是直接针对适用企业设定的行为规范。尤其是第45条规定，企业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廉洁合规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应当注意，这一处罚机制具有法定前提，并非企业存在任何轻微合规缺陷，就当然面临停业或者许可证吊销。同时，第29条对第四章适用的“从事跨境经营业务的企业”作了专门定义，主要包括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子公司或者进行投资活动的境内企业，以及境外企业在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子公司。

因此，不能简单认定所有普通出口企业当然适用第四章规定的全部义务。不过，即使企业不属于这一特定定义，也不意味着其可以不受中国刑法、商业贿赂法律或其他适用法律的约束。

（三）第33条将第三方商业关系纳入企业必须关注的合规范围

在跨境商业活动中，真正实施不当付款的主体，往往不是企业总部，而是代理商、咨询公司、经销商、当地顾问或者合作伙伴。一些企业通过第三方与外国政府官员接触，并以顾问费、市场开发费、介绍费、服务费等名义支付款项。如果这些费用并无真实服务作为基础，最终被用于不当影响政府审批或者商业采购决策，其法律性质不会因为合同名称发生改变。

新法第33条要求企业对聘用的第三方机构或者个人开展尽职调查、进行监督管理，并要求代表企业的第三方遵守企业廉洁合规行为准则。这意味着，企业需要关注的不仅是第三方是否签署反贿赂承诺，更包括第三方的实际控制人、政府关联、服务内容、收费依据、资金流向及履约情况。对于依赖境外代理商取得订单的民营企业，这一条尤其具有现实针对性。

（四）法律责任呈现刑事、行政、民事及经营监管相衔接的结构

《反跨境腐败法》第35至45条分别涉及刑事责任、行政处罚、处分、民事责任、信用记录、违法所得处置、共同违法责任以及合规义务违反后的监管措施。

企业应当特别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企业责任并不必然排斥个人责任。对于参与、组织、批准或者协助实施腐败行为的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员工，应当根据其具体行为与法定责任要件分别判断。第二，新法第43条规定了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积极配合调查、主动补救等可以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或者处分的情形，但不能据此认定企业只要主动报告违法行为，就当然获得刑事不起诉待遇。

刑事责任是否减免，仍应依法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

（一）境外投资风险不再局限于投资审批，而是覆盖投资后的持续经营

以一家中国民营制造企业在东南亚设立生产基地为例。企业可能已经取得中国境外投资备案，完成当地公司注册、土地租赁、建设许可及税务登记。但是，投资手续合法，并不代表企业后续所有经营行为均符合跨境廉洁要求。如果当地子公司通过咨询顾问向政府人员支付不当利益，以取得生产许可、税收优惠、土地使用权或者政府采购合同，相关行为仍须接受中国法律、投资目的国法律以及可能适用的第三国法律评价。对于跨境并购也是如此。中国企业收购境外公司时，法律尽职调查不能仅限于股权结构、财务状况、重大合同、知识产权、劳动用工和税务风险，还应审查目标公司历史上是否存在不合理代理费、政府关系支出、商业回扣及其他腐败问题。否则，收购完成后，投资者不仅可能承受目标公司既有的财务损失，还可能面对持续违法、监管调查和商业信誉受损等后果。

需要强调的是，并购交易中是否产生继受责任，应当根据相关司法辖区的法律、交易形式、责任主体及收购后的具体行为判断，不能简单认为收购方当然承担目标公司的全部历史刑事责任。

（二）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的个人决策，可能成为企业跨境腐败风险的源头

中国民营企业具有决策效率高、市场反应快等优势。但在部分企业中，境外业务仍高度依赖创始人或者实际控制人的个人关系和非正式授权。例如，企业负责人直接决定向境外顾问支付大额佣金，由财务部门事后补签合同；或者通过股东亲属、关联企业支付部分项目费用，相关安排没有完整的商业记录和审批文件。这些做法在企业快速扩张时期，可能被视为节省时间与成本的经营方式，但在跨境反腐败调查中，将增加解释资金用途、交易真实性和实际决策责任的难度。特别是在企业实际控制人同时管理多个境内外主体、个人账户与公司账户往来频繁的情况下，商业支出、股东借款、关联交易及个人投资之间的界限必须清楚。否则，一旦发生调查，企业可能无法仅凭内部口头解释证明交易具有正当商业目的。因此，新法对部分民营企业最直接的启示，是建立与国际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授权、审批、财务和第三方管理制度。

这不是要求民营企业照搬大型跨国公司的复杂管理体系，而是要求企业至少能够证明重大付款由谁批准、为何支付、支付给谁、取得了什么服务，以及款项是否符合真实商业需要。

（三）个人境外投资并非天然属于腐败行为，但投资身份不构成法律豁免

近年来，中国公民通过境外设立公司、购买企业股权、参与房地产开发、投资海外基金以及收购境外资产等方式配置资产的情况日益增多。有必要指出，个人合法进行境外投资，本身并不属于《反跨境腐败法》禁止的行为。法律规制的是具有法定跨境腐败性质的行为，而非境外投资这一经济活动。

对于普通私人投资者，应当区分三类法律问题。首先，是投资行为本身是否合法，包括境外投资管理、跨境资金支付、外汇、税务及投资目的国的市场准入规定。其次，是投资资金来源和实际受益人是否真实、透明。如果使用他人账户、虚假借贷、没有实际经营活动的公司或者其他复杂安排转移资金，可能涉及反洗钱、税务、外汇或其他法律风险，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安排必然构成腐败犯罪。再次，是投资过程中是否存在贿赂、职务侵占、利益输送或者利用公职人员职权取得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只有具体行为满足相应法律规定时，才涉及跨境腐败责任。对于企业家本人、其亲属以及个人控制的境外公司，尤其需要关注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是否分离，以及资金与交易安排能否形成真实、完整的证据链。

（四）居民个人境外投资监管的最新变化尤其值得关注

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已经将境内居民个人明确纳入投资者范围。即将于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对外投资管理办法》，进一步规定：对居民个人直接开展的、属于备案管理范围的非敏感类境外投资，由其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省级政府发展改革部门办理备案。对于敏感类境外投资，新办法另规定核准管理要求；通过控制的境外企业实施的非敏感类再投资，则需要结合具体规定判断信息报告义务。这与2017年《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对自然人直接境外投资的调整方式存在明显区别。但新办法并不意味着所有个人海外证券投资、金融产品配置都必须办理相同的项目核准备案手续。其第73条对通过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港股通、跨境理财通等渠道开展的境外金融市场投资设置了特别规定，同时保留取得控制权、达到特定持股比例等情形的例外。同样，发展改革部门的投资备案也不能代替其他依法需要办理的外汇、税务、金融监管或者投资目的国手续。

从实务角度看，今后个人进行较大规模境外股权投资、设立境外控股公司或者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投资时，应当首先核查投资路径与适用的监管制度，而不是在完成交易后才考虑中国法上的合规问题。

（五）公职人员及其相关境外资产安排具有不同于普通投资者的法律风险

新法第12条对公职人员违反规定取得外国国籍、获取境外永久居留或者长期居留资格，以及境外存款和投资报告等事项作出了专门规定。这一条不能被扩大解释为所有中国公民都必须向监察机关报告境外存款或境外居留身份。其直接规范重点是公职人员及其有关监督管理制度。但是，当境外公司、信托、基金或者不动产被用于隐匿腐败所得、转移违法资产时，即使相关资产由他人名义持有，仍可能在符合相应法律条件时成为调查和追赃对象。

因此，对于涉及公职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及其关联利益的境外投资，法律尽调不能仅停留在登记股东层面，还应依法核实实际受益人、资金来源和利益安排。

美国FCPA于1977年制定，主要规定于《美国法典》第15编第78dd-1、78dd-2、78dd-3条及第78m条。美国司法部（DOJ）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分别承担有关刑事及证券民事执法职责。虽然两国法律都涉及国际商业贿赂，但其制度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一）立法范围不同：FCPA重在外国官员行贿，中国新法采用综合治理结构

FCPA反贿赂条款主要禁止适用主体以腐败目的，直接或者间接向外国公职人员、外国政党及其官员、政治候选人等法定对象提供金钱或者其他有价值利益，以影响有关行为，获取、维持或者引导商业利益。FCPA还对适用的证券发行人设置账簿记录与内部会计控制要求。

中国《反跨境腐败法》则不仅涉及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还涉及相关跨境职务腐败、腐败资产转移、追逃追赃及国际合作。

由此可见，中国新法并非一部单纯的外国公职人员反贿赂法，而是包含预防、调查、责任及国际合作的综合性法律。不过，对私人商业主体之间的贿赂行为，不能仅依据FCPA作出全面评价。美国其他联邦和州法律也可能适用；中国则需要结合《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规定分别分析。

（二）管辖依据不同：美国强调法定主体和美国连接因素，中国侧重法定跨境行为类型

FCPA的适用对象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适用美国证券法律的发行人，包括符合条件的外国证券发行人；第二类是美国公司、美国公民、美国国民及其他符合法定定义的美国主体；第三类是在美国境内实施法定推进行为的其他外国主体。因此，中国企业没有在美国上市，并不当然意味着不可能受到FCPA约束；反过来，中国企业开展国际贸易、使用美元或者与美国企业存在商业关系，也不当然构成FCPA管辖。必须具体判断主体身份、美国境内行为、代理关系及其他法定连接因素。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Hoskins案所涉及的争议，正体现了不能无视FCPA法定主体范围、无限扩张共谋或者帮助责任的法律原则。

对于中国新法，则应根据第2条列举的主体、行为地点、结果连接因素及其他相关规定，结合具体责任法律判断。

特别需要注意，《反跨境腐败法》使用了“境内公民”等具体表述，不能不经分析就将其等同于任何情况下所有居住境外的中国国籍人员均当然符合该项规定。具体案件还需结合我国刑法的属人、属地等管辖规定判断。

（三）行贿对象不同：外国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可能成为重要风险焦点

FCPA对“外国公职人员”的理解并不限于传统行政机关官员。在相关法定条件和判例标准下，外国政府控制、并承担政府视为其职能的机构中的人员，也可能属于FCPA意义上的外国公职人员。美国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Esquenazi案中，对外国政府“机构或工具”（instrumentality）的判断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分析方法。这对中国企业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中国企业向某国国有电力公司、国有石油公司或者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机构销售设备时，不能简单认为采购负责人不属于政府行政机关，就必然不受外国公职人员反贿赂规则约束。是否属于FCPA规定的外国公职人员，需要根据政府控制程度、机构职能及具体事实判断。

在中国法下，也应分别审查外国公职人员的认定、相关商业行贿犯罪以及其他适用规范，而不能机械照搬美国判例结论。

（四）企业财务合规的制度设计不同，但都强调交易真实性

FCPA最具有特色的制度之一，是其独立于反贿赂条款的会计规定。根据15 U.S.C. §78m，适用的证券发行人应当保存具有合理细节的账簿和记录，并建立能够提供合理保证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因此，即使执法机关无法证明某笔费用已经构成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发行人仍可能因账簿虚假、记录不准确或者内部会计控制违法承担相应责任。但这一独立会计责任主要针对法定发行人，不能不加区别地套用于所有私人企业。

中国新法第32条则要求适用的跨境经营企业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不得通过财务会计手段实施、掩饰或者隐瞒跨境腐败行为。

两国制度虽然适用主体和责任构造不同，但在实务上都指向同一问题：企业必须能够说明资金支出的真实商业目的，并以可靠的会计记录和内部控制支持其解释。

（五）第三方责任与并购风险，是两国法律值得共同关注的领域

在美国FCPA实践中，通过代理商、顾问或其他第三方实施行贿，一直是重要风险来源。FCPA对于间接行贿设置了法定知情标准，故意回避明显的危险信号，也可能产生法律后果。但第三方发生违法行为，并不等于委托企业在任何情况下自动承担FCPA刑事责任。

中国新法第33条则直接规定企业对所聘第三方的尽职调查和监督管理义务。

这一区别值得企业注意：除了审查是否直接参与或者知悉第三方行贿外，适用中国新法第四章的企业还需要独立评估自身是否履行了法定管理义务。在并购领域，收购方同样需要关注目标公司的历史腐败问题、交易后的持续违法以及合规体系整合。特别是在收购境外家族企业、小型制造企业或政府项目承包商时，仅取得卖方关于“没有违法”的一般性保证，通常不足以完成必要的风险调查。

（六）执法政策不同：美国FCPA的执法重心出现调整，但法律并未失效

2025年2月10日，美国总统签署第14209号行政令，要求在规定审查期内原则上暂停启动新的FCPA调查和执法行动，同时保留个案例外。2025年6月9日，美国司法部发布新的FCPA执法指引，将涉及跨国犯罪组织、美国企业公平竞争、美国国家安全及严重腐败行为等因素列为重要考量。2026年3月10日，司法部进一步公布适用于其企业刑事案件的统一执法与自愿披露政策，为满足规定条件的企业提供不起诉或者其他从宽处理激励。

这些政策变化说明，FCPA执法具有明显的行政裁量和政策优先事项调整空间。但需要区分法律效力与执法政策。美国总统行政令并未废除FCPA，DOJ政策调整也不意味着SEC的法定职责当然消失。2026年10月30日，美国司法部仍然公布了有关拉丁美洲政府官员贿赂的FCPA认罪案件，进一步说明该法继续得到执行。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不能因美国政府阶段性调整FCPA执法重点，就认为境外贿赂风险已经降低至可以忽略的程度。同样，中国新法第43条关于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或者处分的规定，与美国DOJ企业自愿披露政策并不完全相同，不应作简单对应。

答案是：在满足各自法律规定的条件时，完全可能。但双重法律风险必须建立在具体构成要件与管辖依据之上，而不能仅凭企业具有中国背景、交易使用美元或者业务发生于境外作出判断。

（一）政府工程承包项目中的双重风险

假设一家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在某东南亚国家参与政府基础设施项目投标。企业通过当地咨询公司向负责招标的政府人员提供不当利益，以换取项目中标，并将有关款项记为市场咨询服务费。从中国法角度，需要审查相关主体和行为是否符合《反跨境腐败法》第2条规定，同时判断是否构成《刑法》第164条规定的有关犯罪，以及企业是否履行第三方管理与财务合规义务。从美国法角度，如果该企业或者参与人员具有FCPA规定的主体身份、美国境内行为或者其他法定管辖基础，还需进一步分析腐败目的、受贿对象和取得商业利益等构成要件。如果属于适用的证券发行人，还应独立审查会计记录与内部控制。

这一情形说明，同一笔付款可能在中国和美国法律下分别产生责任，但两国执法机关不能仅因另一国认定违法，就当然免除本国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

（二）境外并购中的历史风险与持续违法

再假设一家中国企业收购新加坡公司，该公司长期通过当地代理商向外国政府工作人员支付不当利益，以取得市场准入或者政府采购订单。如果收购方未开展必要的反腐败尽调，收购完成后继续沿用相关代理模式，便可能面对多种法律风险。首先，目标公司及有关人员的历史行为可能受到相关国家法律调查。其次，收购后继续发生的腐败行为可能构成新的违法事实。再次，如果交易具有美国法律规定的相关连接因素，FCPA风险也可能出现。

因此，收购方应当将腐败风险纳入交易价格、交割条件、卖方陈述保证、特别赔偿以及交割后整改安排。对于重大异常事项，还应考虑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查、暂停交易或者调整交易结构。需要特别强调，不能将任何形式的股权收购都视为对目标公司历史刑事责任的自动继承。其责任基础必须依据适用法律与交易事实分别确定。

（三）跨境内部调查与证据提供的法律冲突

中国新法第25条，是中美跨境合规实践中尤其值得关注的规定。该条对外国机构在中国境内开展反跨境腐败调查等执法活动，以及中国境内机构、组织和个人向境外机构提供相关证据、数据和协助，设置了明确限制。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在企业刑事执法实践中，通常会考虑企业是否充分合作、是否提供与调查有关的文件和事实，以及是否及时采取整改措施。如果一家在美国具有业务或者资本市场联系的中国企业受到美国调查，而相关财务记录、内部邮件和员工访谈资料保存在中国境内，企业就可能面临两国法律要求之间的协调问题。

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第22条，也明确要求境内组织、个人因境外仲裁、诉讼或执法调查需要向境外提供证据材料时，遵守国家秘密、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出口管制及司法协助等相关规定；依法需要主管机关准许的，应履行相应程序。从律师实务角度看，处理这类问题必须区分外国政府调查、企业自主合规审查、律师受托内部调查及日常资料共享等不同场景，不能一概认定所有跨境信息交流均被禁止。但也不能仅因外国监管机构提出要求，就直接安排中国境内员工向境外提交全部业务资料。较为稳妥的法律处理方式，是由中国律师与有关外国律师共同审查调查性质、资料范围、法定限制、证据保全义务以及合法的司法协助或者数据提供路径。这一领域未来很可能成为中国企业涉外法律风险管理中的重要专业问题。

（四）双重追责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程序权利和责任边界

对同一跨境商业行为，不同国家可能根据各自刑事法律和司法管辖依据开展调查。但是，企业仍享有适用法律规定的程序权利，执法机关亦应遵守本国法律规定的调查权限、证据规则和法律责任构成要件。

跨境调查中，应当避免两种极端认识。一种认为，只要境外执法机关启动调查，中国企业就必须无条件提交所有资料。另一种认为，只要中国新法包含反制和阻断规定，企业就可以拒绝一切外国监管要求。两种认识都不准确。中国新法第6条所规定的反制与阻断机制，具有特定的适用条件与法定程序，并非企业面对任何境外调查时可以自动使用的免责条款。对于企业而言，真正有效的策略不是在不同国家法律之间进行简单选择，而是在事实调查、法律分析及跨境程序协调的基础上，尽可能合法地履行各项义务并维护自身权益。

评价一部跨境反腐败法律，不能只关注其可能带来的处罚和合规成本，还应看到其对中国企业长期发展的制度价值。

（一）有助于改善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在部分国际市场中，企业可能因为拒绝支付不合理费用而失去交易机会。如果企业普遍依赖非正式政府关系、回扣或者不透明代理安排取得项目，市场竞争便容易偏离产品质量、技术水平、价格和服务能力等正常商业因素。反腐败法律的实施，有助于推动企业在更透明的规则下竞争。对于真正具有技术、制造和成本优势的中国企业而言，减少依赖不正当利益取得项目的经营模式，有利于形成更稳定的竞争优势。

（二）有助于提升中国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能力

部分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取得成功，依靠的是企业家的个人判断、商业关系与高效率决策。但是，当企业进入多个不同法律体系后，经营活动便不能继续完全依赖个人经验。完善财务管理、关联交易审查、授权制度、第三方尽调和内部举报机制，有助于降低对个别人员的依赖，提高企业经营的可预测性。对于有意开展国际融资、跨境并购或者引入外国投资者的企业而言，有效的合规制度也是企业治理质量和商业信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及公民在海外的整体形象

中国企业与公民在海外的形象，并不只由企业规模、投资金额或者个人财富决定，更取决于是否遵守法律、尊重当地社会、履行合同义务及承担合理社会责任。在境外经营中遵守当地法律，依法纳税，尊重劳动者权益，拒绝商业贿赂和不当利益输送，有利于建立长期的商业信任。这种信任不仅有助于企业取得合作伙伴、融资机构和市场的认可，也有助于减少因不规范经营所产生的误解和争议。从这一意义上说，《反跨境腐败法》不应被理解为限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法律，而应被视为推动中国投资者更加稳健、透明、负责任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制度保障。当然，法律的积极作用仍有赖于依法、审慎和公正实施，尤其需要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及其他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

对于已经开展海外业务的企业，特别是尚未建立完整合规制度的中小型民营企业，我认为最需要改变的，并非某一项具体合同条款，而是对涉外法律服务价值的基本认识。境外投资合规不应被视为交易完成后才需处理的附属事项，而应成为投资决策、交易架构设计、资金安排及经营管理的组成部分。

（一）投资前先开展法律风险评估，而不是先交易、后补手续

境外投资通常涉及中国法、投资目的国法律以及特定情况下可能适用的第三国法律。投资者应当在投入资金或者作出不可撤销的交易承诺前，明确投资主体、投资目的、资金来源、股权结构、实际控制关系和退出安排。尤其是通过中国香港、新加坡或者其他司法辖区设立控股公司的交易，不能因为中间设立了境外公司，就认为可以不再审查中国境外投资及其他法律要求。境外控股结构可能具有公司治理、融资、税收协定适用、风险隔离等商业功能，但其合法性与效果需要结合实际经营、受益所有权、资金安排和相关法律判断。复杂架构本身并不能替代合法合规。

（二）对第三方中介实施真正有效的尽职调查

对于协助企业获取政府许可、开展招投标、取得公共采购合同或者办理重大行政审批的第三方，应当实行与风险程度相适应的审查。至少应关注第三方的真实身份、最终受益人、政府关联、既往业绩、具体服务、费用合理性和付款方式。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水平的佣金、缺乏实际服务内容的合同、要求向无关主体付款或者无法解释资金用途的交易，应设置必要的进一步审查与审批程序。

特别需要改变一种习惯：不能把代理商承诺“出现问题由代理商负责”，视为企业已经完成第三方风险管理。合同中的赔偿条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配民事风险，但不能当然消除企业自身依法可能承担的刑事或者行政责任。

（三）建立能够经得起调查的财务和付款制度

境外投资企业需要加强对咨询费、服务费、市场推广费、商务招待费和其他高风险款项的管理。每一笔重大付款都应当能够对应真实的服务、合理的商业目的、适当的审批程序及可以核验的凭证。对于境外子公司，特别是由当地人员独立管理财务和业务的公司，应当建立总部能够实施必要监督的财务报告与审计机制。如果企业仅有形式上的合同，而没有工作成果、费用依据或者实际履约记录，在发生监管调查时，其举证和解释将面临明显困难。同时，应严格区分公司资金与股东个人资金。通过个人账户支付公司费用、由关联企业代付不透明款项等做法，应及时审查并规范。

（四）在跨境并购中增加专项反腐败尽职调查

对于收购境外公司的中国投资者，应当在一般法律尽调之外增加反腐败风险审查。重点包括目标公司历史代理合同、政府采购合同、异常佣金、利益冲突、内部调查记录、举报事项、监管处罚以及主要管理人员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商业关联。交易文件中，应根据调查结果设置具有针对性的陈述保证、披露义务、赔偿机制及交割条件。对于重大风险，还可以考虑专项补充尽调、交割前整改、部分价款保留以及收购后管理层与合规制度调整。

需要注意的是，并购风险不能完全依靠卖方保证解决。如果收购方在交易前已经发现严重异常，却未进一步审查，或者在收购后继续允许不当行为发生，单纯依赖赔偿条款通常难以实现全面的法律风险控制。

（五）民营企业应将实际控制人纳入合规治理体系

部分企业虽然建立了形式上的法务、财务或者合规部门，但真正的重大商业决策仍由实际控制人直接决定。如果企业负责人可以绕过付款审批、独立决定第三方费用或者要求财务部门事后补充文件，企业的合规制度就难以发挥实际作用。因此，企业治理改革的关键不只是增加制度文件，而是明确重大事项审批权限、禁止不合理的例外操作，并形成必要的书面记录。尤其对于计划在美国或者其他成熟资本市场融资、收购企业或长期经营的民营企业，应当更加重视董事会监督、关联交易管理、实际受益人透明和内部控制。有效的合规制度应当能够对所有管理人员发挥约束作用，包括企业创始人和实际控制人。

（六）个人境外投资应坚持合法资金来源与真实投资目的

对于个人投资者，应当首先厘清投资行为属于境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个人资产配置还是其他法律性质的活动，并依据适用规定确定所需手续。不能将公司投资备案、个人资金支付、外汇登记以及境外公司注册混为同一问题。对于以本人或者亲属名义设立境外企业、持有房地产或者进行较大规模股权投资的，应当保存投资款来源、出资凭证、股权登记及有关交易文件。涉及亲属代持、特殊目的公司或者信托安排的，更应当在实施前明确资产归属、受益关系和相关税务及申报义务。如果涉及企业资金和个人资金之间的转移，应当有明确、真实、合法的交易依据。规范个人境外投资，并不是限制合法的财富配置，而是通过透明、可核验的法律安排，减少未来因身份变化、继承、税务审查、融资或者商业争议而产生的风险。

（七）发现疑似腐败行为，应先依法组织调查，再审慎决定披露和整改

当企业发现境外分支机构存在异常付款、员工可能接受回扣或者第三方涉嫌贿赂时，不宜在事实尚未查清前简单认定属于个别员工行为，也不宜通过事后修改账簿、补造合同或者删除通信记录处理问题。正确的法律应对，应当从合法证据保全、事实调查和责任范围分析开始。对于涉及多个司法辖区的事项，还需要特别考虑律师保密义务、律师与客户通信特权、数据保护、调查权限以及不同国家的报告制度。是否向中国有关机关举报、报案，是否向美国DOJ自愿披露，是否通知其他国家监管机构，都应根据具体法律义务、已掌握事实和相关政策条件作出审慎决定。

美国司法部2026年企业自愿披露政策为满足条件的企业提供一定执法激励，但并不意味着任何时间、任何方式的报告都可以获得不起诉处理。中国新法关于配合调查、主动补救和减轻行政责任的规定，也应当与刑事责任制度分别理解。跨境内部调查的价值，既在于识别问题，也在于确保企业采取的应对措施本身合法。

（八）改变对涉外律师的传统认识，将法律服务前移至交易决策阶段

实践中，一些民营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时，愿意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市场调研、商务谈判和商业中介安排，却对前期法律尽调与合规制度建设投入不足。其原因往往不是企业不重视法律，而是认为只要尚未发生诉讼或者监管处罚，律师服务便不是必要成本。但在跨境交易中，投资架构错误、股权权属瑕疵、未经充分尽调的合作伙伴、不合规的付款安排以及缺少必要的商业记录，都可能在交易多年之后形成难以弥补的损失。相比争议发生后的律师费、调查费、商业损失和经营中断风险，投资前识别并控制法律风险，往往具有更大的商业价值。

对于同时面临中国、美国及第三国法律要求的企业，涉外法律顾问也不应仅仅承担文件翻译、合同审阅或者寻找当地律师的协调工作，而应当从交易结构、管辖法律、内部治理、监管调查和争议解决等方面提供整体性判断。真正有效的跨境法律服务，应当既理解中国企业的商业目标，也熟悉投资目的国的法律制度，同时具备识别不同司法辖区法律冲突的能力。企业需要的不只是发生问题以后能够提供抗辩的律师，更是能够在项目开始时发现风险、在交易实施中建立防范机制、在争议发生后依法维护其权益的专业法律团队。

结语：跨境合规应当成为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一部分

中国《反跨境腐败法》的出台，是我国涉外法治建设与跨境腐败治理制度发展的重要一步。它既回应了国际反腐败合作与海外资产追缴的现实需要，也对中国企业境外经营中的廉洁管理、第三方合作、财务真实性以及内部监督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与美国FCPA相比，中国新法具有更广泛的制度覆盖范围，但两者在主体适用、行为构成、域外管辖、会计责任及执法机制方面存在重要差异。

中国企业及公民在海外从事合法投资和经营活动，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同时，也必须依法承担其行为所产生的相应责任。对于处在国际化转型阶段的部分民营企业而言，最大的挑战并不只是熟悉一部新法律，而是改变长期以来依赖个人关系、非正式授权和事后补救的经营习惯。海外投资的成功，固然需要资金、技术、产品和市场判断，但长期、稳定的国际竞争力，还取决于企业能否建立符合现代公司治理要求的法律与合规体系。

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不应仅仅意味着资本、产品和生产能力的输出，更应当意味着诚信经营、规范治理以及对国际商业规则的尊重。合规不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对立面，而是企业能够长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基础。只有把法律风险识别与控制真正融入投资决策和日常经营，中国企业才能从单纯追求“走出去”，进一步实现依法“走得稳”、持续“走得远”。

【主要法律依据与参考资料】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2026年11月6日通过并施行，新华社授权发布。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64条及其他有关规定；《刑法修正案（八）》。

3.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特别是第16条、第26条及关于国际合作、资产追回的规定。

4.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国务院令第837号，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5.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26年第49号，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

6.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15 U.S.C. §§ 78dd-1, 78dd-2, 78dd-3, 78m.

7.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 Resource Guide to the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Second Edition.

8.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Guidelines for Investigations and Enforcement of 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June 9, 2025.

9.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orporate Enforcement and Voluntary Self-Disclosure Policy, March 10, 2026.

10. United States v. Esquenazi, 752 F.3d 912 (11th Cir. 2014)；United States v. Hoskins, 902 F.3d 69 (2d Cir. 2018).

*本文系对中国《反跨境腐败法》及相关中美法律制度的专业研究与评论。法律检索截至2026年11月8日。新法刚刚施行，相关执法标准及实施规则尚需结合后续规范、司法解释和实践发展持续观察。文章所述情景均为法律分析示例，不涉及特定客户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