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借个人实名账号的法律风险与常见问题分析

在互联网身份认证日趋严格的背景下，“实名账号”已成为公民开展网络活动的法定身份凭证。然而，由于法律风险意识的普遍欠缺，许多人尚未意识到：将个人实名认证的网络账号出借给他人使用，可能引发多重法律风险。本文将结合相关法律法规与司法实践案例，对出借个人实名账号所涉及的法律风险与常见法律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

（一）实名认证是权属认定的核心标准

实名认证是网络身份管理体系的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网络运营者为用户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册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用户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网络运营者不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

这一制度设计使得实名认证信息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被视为判定账号法律归属及诉讼主体资格的核心标准。当实名认证信息与实际使用人、主张权利人出现不一致时，实名认证信息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主张权利的一方需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提供充分证据以推翻实名认证的推定效力，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实名注册人被视为网络服务合同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对外有权行使相关权利，包括向平台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

关联案例一：（2023）京0491民初15850号

裁判理由：关于涉案游戏账号是否归原告所有。本院认为，实名认证作为被告管理账号的措施之一，系判定账号归属的核心标准，本案中在实名认证与实际使用主体不一致时，原告如主张账号系其所有，应提交充分翔实的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根据被告提交的《XX用户协议》第四条第6款，第十四条第1款约定以及《关于取消修改实名认证服务的公告》，可得知被告已告知玩家实名认证将作为判定账号归属的核心标准，并给予玩家4个月修改实名信息的情况。原告提交了涉案游戏账号的绑定的实名注册手机号码、个人邮箱，并提交了其支付宝、微信的2022年先后的充值流水记录，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涉案游戏账号的实名认证姓名为温*，身份证号为130***************，原告在不认可上述实名信息的情况下，未能对上述实名信息出现在涉案账户中进行合理的解释，且原告主张其实名的手机、邮箱均存在可以换绑认证的可能，同时现有证据中也无法证明涉案充值款项系充值到涉案账户，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账户系原告所有，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原告主张披露、变更实名信息相应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联案例二：（2021）粤0192民初35834号

裁判理由：游戏账号的实名注册人是该账号的合同权利义务和账号内有关权益公示的权利人，对外应由其行使有关权利，包括向游戏服务提供者主张损害赔偿。理由如下：一方面是基于合同的约定。钟*主张受损的虚拟财产是实名注册人为彭*的游戏账号内的财产，这些虚拟财产是基于游戏运营商提供的网络服务而产生、存在，相关网络服务实际上是游戏运营商向特定用户即实名注册人履行合同的行为，合同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是特定的。游戏账号经实名认证后，网络服务合同中用户一方的真实身份即已确定，游戏账号、密码等登录凭据是游戏运营商用以识别用户真实身份的依据，在游戏账号对应的实名认证人的身份未变更的情况下，其他人凭账号、密码等登录凭据登录游戏账号并从事的相关行为，一般应视为实名认证人的行为，相应合同权利义务应由实名认证人享有和承担。虽然钟*从他人处通过购买的方式取得该账号的登录凭据，但该账号的实名认证人仍为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关于“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的规定，该账号转让因未经网络服务合同相对方即页游公司同意而对页游公司不发生效力，相应网络服务合同的权利义务仍然仅能由彭*享有和承担。另一方面是基于社会公共秩序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网络游戏是面向社会公众的网络服务，它使众多用户通过网络游戏平台发生社会关系，其中伴有金钱等财产的往来流转，其中可能产生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秩序、金融秩序的行为，为了维护公共秩序，防范可能的违法违规行为，有必要落实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关于网络实名制的要求，使义务、责任的承担者与权利的享有者相一致。另外，网络实名具有权利公示公信的作用和效果，在与游戏账号有关的盗号、代练、私下交易、代为充值等行为导致实名注册人和实际登录人不一致的情况易发多发、游戏账号可能关联多个主体的复杂权益的情况下，明确实名注册人权益的公示公信效力，有利于定分止争、降低社会成本、增强权利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同时亦有助于引导民事主体规范有关行为，促进网络虚拟财产交易健康有序。

综上所述，参考《文化部、商务部关于加强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管理工作的通知（文市发〔2009〕20号）》中关于“用户在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的使用过程中出现纠纷的，应出示与所注册的身份信息相一致的个人有效身份证件。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在核实用户身份后，应提供虚拟货币充值和转移记录，按照申诉处理程序处理”的规定精神，因钟*并非案涉游戏账号的实名注册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关于“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关于“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本案应裁定驳回原告钟*的起诉。

（二）在特定条件下，实际控制、投入与运营目的可成为认定实质权益归属的补充考量因素

尽管实名认证信息是判定账号归属的核心标准，但司法实践并未将其绝对化。在特定情形下，尤其是当账号的注册、实名认证与后续的实际使用、运营投入发生分离，且形成稳定的、具有显著财产价值的商业运营关系时，法院会超越形式上的实名信息，综合考察账号的实际控制情况、资金与人力投入、运营目的及所产生的商业利益，从而认定账号的实质权益归属。这一裁判思路体现了对网络虚拟财产动态价值形成过程的尊重，以及对实质公平的追求。

关联案例一：（2023）京0491民初19184号

裁判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网络虚拟财产是指为所有人支配和控制且能带来经济利益或精神利益的存于网络空间的数字化、非物化财产。涉案某账号具有发布内容、直播及交易功能，有一定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具有财产利益属性和一般商品属性，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理应受到法律保护。

涉案账号系被告绳某在入职前使用个人信息、手机号码自行注册，账号的使用权归属于被告绳某。虽然被告绳某在职期间使用涉案账号用于宣传、推广原告业务，但其与原告双方未对涉案账号运营管理权限及使用作出约定，涉案账号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使用情况并不足以导致账号归属发生变更，原告以涉案账号头像变更、宣传推广等行为主张对涉案账号享有权利，并进而要求移交该账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联案例二：（2024）苏13民终1419号（入库编号：2025-07-2-483-002）

裁判理由：拥有大量粉丝的网络账号的权属纠纷，本质上是账号所代表的市场经济价值的归属之争。在确定网络账号归属时，除考虑网络账号名义上的注册人外，还应当考虑账号注册、使用、管理和收益的实际情况，在尊重双方当事人合同约定的基础上，按照诚实信用原则、效益原则和公平原则，合理认定账号的归属。当账号具有明显的经济属性特征，人身属性不强，权属变更不会导致其经济价值丧失或严重贬损的时候，可以依法判决该账号不归主播所有。

具体到本案中：第一，用户在服务商的相关平台注册并使用账号并不直接与服务商共同享有该账号的所有权，而仅享有相关使用权益。某启文化传媒公司与葛某飞虽在合作协议中对于一方违约后的账号归属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即“违约方视为自动放弃账号所有权”，但实际指向的是作为用户在平台上正常使用该账号的权利。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均应当遵守。葛某飞主张上述约定属于格式条款，但审理法院认为该条款不符合格式条款的构成要件，且双方对该条的约定并未排除葛某飞权利，故对葛某飞该主张不予支持。第二，从账号人身属性看，案涉账号并未形成以葛某飞为主的个人IP。案涉账号发布视频内容与美食制作相关，视频中并无葛某飞本人出现，粉丝对于账号的喜爱，更多是基于视频内容，而非主播个人，故账号与主播之间并未形成强烈的人身依附性。第三，案涉账号产生的经济价值与某启文化传媒公司后期投流、推广等运营服务密不可分。某启文化传媒公司的运营和投资增加了账号的市场价值。因此，案涉账号经济属性强于人身属性，法院依据双方合同约定判决账号归属于某启文化传媒公司并不会贬损其经济价值，故葛某飞应向某启文化传媒公司交付账号密码并协助某启文化传媒公司对账号中绑定、认证的身份信息进行变更。

（三）个人实名账号买卖合同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判断个人实名网络账号买卖合同是否有效，核心在于审查其是否违反《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司法政策强调审慎认定合同无效。

关联案例：（2020）苏0281民初7297号

裁判理由：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买卖他人个人信息。微信账号作为电子数据载体，记录了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信息，属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有机整合。首先，微信账号记载了持有者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号等直接识别信息，同时通过头像、朋友圈、聊天记录、支付功能等间接信息，交叉可识别持有者的个人特征、社会关系、行踪及交易信息等，具有完全的独有性和排他性，属于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范畴。其次，本案中买卖双方交易的目的实质是转让账号内的通讯录客户资源（即微信好友信息）。该处置行为未经微信好友同意，属于非法买卖他人个人信息，违反了《民法典》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强制性规定，亦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从预防犯罪角度考量，微信兼具即时通信与金融属性，若允许其自由市场流通，极易滋生诈骗、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增加犯罪溯源难度，破坏互联网生态秩序，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综上，程某与赵某之间的微信账号买卖合同应属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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