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委实务手册仲裁专栏】新《仲裁法》调查取证规定及未增设第三人制度的实务理解

前言

在商事仲裁实务中，调查取证困难、案外关联方无法有效介入仲裁程序，不仅影响仲裁程序的推进，更可能导致裁决结果偏离客观公正。旧《仲裁法》因缺乏强制取证权、未设立第三人制度，使得涉及案外关联方的仲裁案件，难以在单一程序中查清案件核心事实，不仅徒增当事人的维权成本与诉累，也制约了仲裁制度化解商事纠纷的核心功能。新《仲裁法》立足仲裁核心原则，未突破制度本质增设第三人制度，而是通过强化和完善仲裁庭调查取证权，破解上述实务痛点。

一、实务案例：旧法框架下仲裁取证与第三人问题的现实困境

A城建公司同B建工公司分别承包某高速公路两段相邻的不同标段工程项目。因A城建公司承包的工程项目需要预制、架设少量某型号T型梁板，A城建公司考虑到B建工公司项目上C劳务公司具备预制该型号T型梁板经验，便同B建工公司、C劳务公司达成合作。合作模式：A城建公司提供预制T型梁板的钢筋、水泥、碎石，B建工公司接收材料并直接于项目现场交付C劳务公司，C劳务公司进行预制、架设。A城建公司同C劳务公司签订有施工合同，约定材料甲供。后C劳务公司就A城建公司未结剩余工程款向北京仲裁委提请仲裁。

案件审理中，C劳务公司拒不承认A城建公司供应材料一事，而A城建公司也无法提供B建工公司向C劳务公司移交材料的相关证据。因此，为查明材料甲供事实，编者作为A城建公司代理人向北京仲裁委提出两项申请：1.申请追加B建工公司为本案第三人；2.申请北京仲裁委向B建工公司调查取证。

北京仲裁委对于追加第三人的请求，基于仲裁合意性，仅在B建工公司明确愿意加入本案的情况下才予以追加，B建工公司明确拒绝。而后北京仲裁委向B建工公司调查取证，B建工公司再次拒绝配合。限于仲裁程序调查取证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北京仲裁委基于现有案件材料做出仲裁裁决，而A城建公司也只能就未获得支持部分的材料费另案起诉B建工公司。

该案精准凸显了旧《仲裁法》的制度局限性：本可通过单一仲裁程序解决的争议，因取证无强制力、第三人无法介入，需通过两个独立程序推进，大幅增加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与经济成本，严重降低了商事纠纷的化解效率。新《仲裁法》虽未增设第三人制度，但第五十五条强化了仲裁庭调查取证权，明确了仲裁庭可以请求有关方面依法予以协助调查取证，强化了对仲裁庭收集证据的支持。

二、新《仲裁法》未增设第三人制度的底层逻辑：坚守核心原则，以替代制度解决实务需求

新《仲裁法》修订过程中，吸纳了实务界关于案外关联方介入仲裁程序的相关建议，但最终未增设第三人条款。这一立法选择并非忽视实务痛点，而是在坚守仲裁本质特征与核心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多元化配套制度，实现对第三人制度实务需求的有效替代，兼顾制度严谨性与实务可操作性。

（一）未增设第三人制度的核心原因：坚守仲裁的契约本质与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是仲裁制度的基石，仲裁管辖权的取得完全来源于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有效仲裁协议，这也是仲裁与诉讼最核心的区别。诉讼由公权力主导，遵循“强制管辖”原则，人民法院可依职权追加第三人参与诉讼，管辖权的行使无需各方当事人合意；而仲裁以私权合意为核心，遵循“协议管辖”原则，仲裁庭的管辖权仅及于签订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无权强制未签署仲裁协议的案外第三人加入仲裁程序。

从裁决约束力的边界来看，仲裁裁决的效力仅及于仲裁协议当事人，这是由仲裁程序的封闭性所决定的。若强制增设第三人制度，将直接突破仲裁的合意性基础，违背仲裁制度“约定纠纷解决方式”的设立初衷，导致仲裁裁决的约束力边界模糊，进而损害仲裁制度的独立性与权威性。综上，新《仲裁法》未增设第三人制度，本质是守住仲裁制度的核心底线，确保仲裁程序始终围绕当事人的合意展开。

（二）第三人制度的实务替代方案：调查令、合并仲裁、案外人救济制度形成合力

新《仲裁法》并未忽视案外关联方相关的事实认定与纠纷解决需求，而是通过构建“调查令+合并仲裁+案外人救济”的多元化配套制度体系，实现对第三人制度实务功能的有效替代，既坚守仲裁核心原则，又高效解决涉案外关联方的相关难题。

一是强化仲裁调查令制度，通过向案外关联方调取关键证据，无需其参与仲裁程序即可查清案件核心事实；二是设立合并仲裁制度，对存在关联关系的多个仲裁案件，可依当事人申请合并审理，实现一揽子化解纠纷，减少当事人诉累；三是完善案外人救济制度，为受仲裁裁决不当影响的案外人提供法定权利救济途径，弥补程序封闭性可能带来的权益损害。三项制度相互衔接，既避免突破仲裁核心原则，又精准解决了涉案外关联方的纠纷解决痛点。

三、新《仲裁法》调查取证规定的核心突破：补上强制取证权短板

旧《仲裁法》框架下，仲裁庭虽依法享有调查取证权，但因缺乏法定强制力支撑，且未明确相关主体的协助配合义务，导致调查取证陷入“申请易、执行难”的困境——案外第三方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仲裁调查的情况屡见不鲜，严重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清与裁决的公正性。新《仲裁法》第五十五条作出针对性修订，新增“仲裁庭可自行收集证据；必要时，可请求有关方面依法予以协助”的明确规定，其核心意义在于正式补上仲裁强制取证权的制度短板，将地方司法实践中已成熟运行的“仲裁调查令”制度上升为国家立法，为仲裁庭通过有效取证查清案件事实、作出公正裁决，提供了明确的立法支撑。

（一）核心制度设计：明确法院为法定协助主体，仲裁调查令为主要取证路径

新《仲裁法》明确将人民法院列为仲裁庭调查取证的法定协助主体，将仲裁调查令作为仲裁庭向案外第三方调取证据的主要路径，赋予仲裁调查取证行为司法强制力支撑。根据新法规定，仲裁庭可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开具仲裁调查令，仲裁代理人持令向第三方调取证据时，视同司法取证行为，第三方负有法定配合义务，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的，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从根本上解决了旧法下仲裁取证无强制力的核心难题。

（二）各地仲裁调查令的司法实践：形成法院司法文件+仲裁规则双轨体系

在新《仲裁法》正式修订前，上海、厦门、广东等多地已率先开展仲裁调查令的司法实践，逐步形成“法院出台专门司法文件+仲裁机构配套修订仲裁规则”的双轨运行体系，为国家层面的立法修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截至2026年3月，上海、厦门、广东、杭州、重庆、深圳等多地已建立完善的仲裁调查令实施机制，且有多起成功取证的典型案例，充分验证了该制度的实务价值。

1.厦门

法院文件：厦门中院《关于仲裁机构申请开具调查令的暂行规定》（厦中法发[2023]71号）^[1]

调查令案号：（2023）闽02收仲调1号

• 法院：厦门中院 

• 案情：继承纠纷，需调取被申请人继承人身份信息（鹭江派出所），仲裁庭无法自行调取。

• 结果：2023年11月7日签发，成功调取户籍信息，案件顺利推进。

截至2026年1月31日，厦门仲裁委经审查向厦门中院申请开具商事仲裁调查令共52件，厦门国际商事法庭经审查申请人资格、申请理由的必要性与合法性、申请调取证据范围的关联性等，共开具调查令49份。

2.上海

法院文件：上海高院《关于开具调查令协助仲裁调查取证的办法（试行）》（沪高法[2023]390号）^[2]

• 调查令案号：（2023）沪0112协仲调令1号

• 法院：上海市闵行区法院

• 案情：合同纠纷，需调取不动产抵押、租赁、权属登记信息。

• 结果：2023.12.1签发，当日电子送达，成功调取。

3.广东

法院文件：广东高院《关于开具调查令协助商事仲裁机构调查取证的办法（试行）》（粤高法发[2025]3号）^[3]

• 调查令案号：（2025）粤2071协仲调令1号

• 法院：中山第一法院

• 案情：承揽合同纠纷，调取某个微信号码的实名认证情况。

4.杭州

法院文件：杭州中院+杭仲《关于开具调查令协助仲裁调查取证的工作指引》（2026.3.11）^[4]

• 调查令案号：（2026）杭协仲调1号

• 法院：杭州中院

• 案情：经纪公司诉主播直播合作合同纠纷，调取直播平台收益数据。

各地的司法实践充分证明，仲裁调查令制度能够有效破解仲裁取证难的困境。新《仲裁法》将其上升为国家立法，意味着该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为仲裁程序的顺畅推进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进一步提升仲裁制度化解商事纠纷的能力。

注释：

[1]厦门中院：https://mp.weixin.qq.com/s/0Q4kyGD5BrWKyoQVT8gKCA

[2]上海高院：https://mp.weixin.qq.com/s/qdWSjzFaYa6T6Mi18_VBnA

[3]广律网：https://mp.weixin.qq.com/s/_zlOUdQJ9chHTe7ISjT2Nw

[4]杭州仲裁委员会：https://mp.weixin.qq.com/s/fDn59ujc1B6zk8fJKilpV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