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建工解释二》第4、6、7条解读：实际施工人请求权路径的重构

面对旧规的正当性危机与适用乱象，2026年施行的《建工解释（二）》并未止步于简单的修补，而是选择回归法理本源，对既有制度进行了体系性重塑。该解释通过第4条、第6条、第7条的有机配合，构建了一个逻辑严密的规范闭环——从特别诉权基础的否定（废止直接突破相对性）、到主体身份的两种识别（两种类型的借用资质）、再到救济路径的归引（回归代位权与合同相对性），三个层面层层递进，完成了对实际施工人工程款请求权制度的根本性重构。

（一）诉权否定：《2026建工解释二》第6条与实际施工人“特殊保护规则”的废止

1、《2026建工解释二》第6条的规范构造：转包、违法分包情形下实际施工人的请求权规则

原《建工司法解释（一）》第43条赋予了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起诉发包人的特殊权利。而《2026建工解释二》第6条对此作出了根本性调整，明确规定在转包、违法分包情形下，实际施工人仅能向其合同相对方（即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主张折价补偿款或赔偿损失，无权向无合同关系的发包人主张该项权利。

该规则构造的法理基础在于，折价补偿款或赔偿损失系基于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产生。在转包、违法分包的三方主体之间：其一，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成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其二，承包人与实际施工人之间成立转包或违法分包关系。其中，转包、违法分包不影响发包人与承包人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若无其他无效情形，发包人与承包人间的施工合同有效。至于发包人与实际施工人，两者不成立合同关系。故，基于合同相对性，此类实际施工人无权向其主张“折价补偿款或赔偿损失”。

《2026建工解释二》第6条的规定，本质上是对严守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重申，目的在于促使主体间的权利主张回归其应有的法律关系之中。

图 1：《2026建工解释二》下，转包/违法分包情形下的法律关系与权利性质

2、《2026建工解释二》第6条为何选择回归合同相对性？

时机成熟：如第一部分制度沿革所述，《2004解释》创设该规则之初，旨在保护弱势农民工工资权益。随着2020年《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施行，农民工工资保障已形成成熟且更为直接的救济途径，替代制度供给的完善与规则自身的正当性缺陷相互叠加，使废止该条款的条件趋于成熟，共同构成了本次《2026建工解释二》彻底摒弃第43条的内在动因。

应有之义：合同相对性是民法基本原则，是私法自治的应有之义。有利于明确权责边界、降低交易风险、保障司法公正与效率。使交易可预期；代位权制度作为债的保全制度已在《民法典》中确立了完整的规范体系，将实际施工人的救济路径归引至债权债务关系，是制度成本最低、体系融贯性最强的选择。故《2026建工解释二》第6条的根本逻辑不在于“创设《2026建工解释二》则”，而在于“回归”。

3、《2026建工解释二》第6条的制度效果：对《建工解释（一）》第43条的实质性废止

根据2026年解释第23条，该解释第6条与《建工司法解释（一）》第43条不一致的。应以解释第6条为准。由此，《2026建工解释二》第6条根本性地废止了《建工解释（一）》第43条所确立的实际施工人特别保护规则。

自此，建工领域中实际施工人向无合同关系的发包人直接主张权利的特别通道被彻底关闭，相关救济路径全面回归《民法典》的代位权体系。

随着该特别通道的关闭，旧规适用下长期存在的诸多争议亦随之终结。例如，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能否援引该条、多层转包与违法分包情形下能否突破合同相对性等实务难题均告平息。未来，各类实际施工人的请求权基础与维权路径，均应严格回归其自身所处的法律关系与主体地位加以认定。

（二）解构类型：《2026建工解释二》第4条与借用资质情形下“发包人是否知情”的二元区分

针对借用资质（挂靠）情形下的实际施工人，《2026建工解释二》第4条以“发包人订立合同时是否知情”为核心标准，明确了各方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认定规则。

1、发包人不知情：与承包人成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

根据《2026建工解释二》第4条第1款，若发包人对借用资质情形不知情，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之间不存在直接债权债务关系，无权以施工合同相对方的身份向发包人主张折价补偿款。其法理基础在于，发包人不知情时，并无与实际施工人成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不会成立施工合同关系。

在此情形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仅成立于发包人与出借资质的承包人之间。尽管承包人为资质出借方，但发包人作为善意相对人，其缔约意思表示真实，不应因承包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内部安排而受不利影响。

图 2：《2026建工解释二》下，发包人不知情——借用资质情形下的法律关系与权利性质

2、发包人知情：与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成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但该合同无效。

根据《2026建工解释二》第4条第2款，若发包人在订立合同时明知借用资质的事实，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有权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出借资质的承包人在诉讼中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据此，在发包人知情的情形下，发包人的合同相对方即为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围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亦在二者之间成立。

该规定的法理依据在于，发包人明知借用资质时，发包人与出借资质的承包人之间只有虚假的意思表示，双方无成立施工合同关系的真实合意，故该合同不约束双方；其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发包人与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之间成立施工合同关系的真实合意。《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因违法而无效，但不影响其在发包人与此种实际施工人间形成无效情形下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有权直接参照施工合同的约定，向发包人主张折价补偿款。（参见《新建工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一）》第451页）.因此类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直接享有债权，其并非《2026司法解释（二）》第7条的适用主体。

图 3：《2026建工解释二》下，发包人知情——借用资质情形下的法律关系与权利性质

（三）路径归引：权力行使的两个通道

整体而言，从废止43条到延展第44条，《2026建工解释二》第6条与第7条对实际施工人维权路径的重构，可归纳为以下两种归引：

1，严守合同相对性——债权行使对象回归债的相对方

《2026建工解释二》明确将实际施工人的权利主张重新锚定在其直接的法律关系中，权利行使的主渠道自此全面回归至合同相对方。鉴于实际施工人与其相对方成立的合同均属无效合同，双方之间实质上发生的是合同无效后的清算关系，通常表现为参照合同约定进行折价补偿或赔偿损失。

此外，《2026建工解释二》在借用资质情形引入“发包人是否知情”的二元区分标准，本文所述的实际施工人类型可以细化为四种：（1）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发包人知情）；（2）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发包人不知情）；（3）接受转包的实际施工人；（4）接受违法分包的实际施工人。

《2026建工解释二》规则下，该四种实际施工人与合同相对方的法律关系如下：

根据其向发包人权利性质的不同，上述四种可以做以下两类区分，如下：

前者为对发包人享有直接的债权，属于合同无效之下的法定之债；后者仅为代位权，属于程序性救济手段。这一区分的重要意义在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属、执行异议之诉能否成立等问题，均需以准确界定权利性质为前提进行讨论。

2、回归代位权制度：向无合同关系主体主张权利

《2026建工解释二》第7条将实际施工人跨越合同关系、向无合同关系的主体主张权利的路径，统一引归至《民法典》的代位权制度。自此，建工领域突破合同相对性再无司法解释层面的特别创设，债的保全制度成为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唯一合法通道。

实务提示

小结

《建工解释二》第4条、第6条及第7条的协同联动，标志着自2004年司法解释创设“实际施工人”特别诉权以来，运行二十二载的“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之特别制度正式走向终结。《2026建工解释二》之下，可以从对发包人不同的权利性质上对实际施工人作两类区分：其一，与发包人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实际施工人；其二，与发包人仅成立代位关系的实际施工人。此种划分之下，与发包人没有合同关系的借用资质实际施工人与转包承包人、违法分承包人在行权依据上归属同类，在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的未来司法适用过程中，理应受到同等对待，适用同等的司法裁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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