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康达

光阴荏苒，暑往寒来，不觉间我来康达工作已经二十六个年头了。回想起初来康达工作那几年的一些事情，还是很值得写上几句的……

初入康达

我是经在日本留学时的一位师姐（她曾是付洋主席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时的同事）介绍，并由时任全国律协秘书长的杨金国先生引荐加入康达的。我先写了一封挺长的推荐信，类似个人简历吧，现任全国律协会长王俊峰作为我本科时代的同学还给我润色了一把。九四年仲夏的一个下午，天蓝云淡，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赶往“中国职工之家”大厅去见付洋主席。他当时任全国律协副会长，工作繁忙，要务缠身，正在那里开会，要抽时间接见我。几层楼、几号房不记得了，刚到他房间，一拨人从里面鱼贯而出，送客人的他瞧见了我，我赶紧迎上去自我介绍。进了房间，见书桌上堆满了文件资料。他先是认真看了我的自荐信，随即询问了一些基本情况，就让我去所里见林星玉律师具体谈谈。虽然初次见付洋主席的时间很短，但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一双温暖的大手、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姿态及听别人讲话时的专注神情，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让我忐忑不安的心放下了许多。

再次见到付洋主席是一个多月后的事了。原来一直在学校读书、教书，冷不丁做了律师（当时还没取得律师资格），是发懵的，根本不知从何学起、干起，对这个行业了解甚少，看到其他同事都很忙活，自己常常是一脸茫然。家属当时还在长春，我一个人住在同学帮忙租的小酒店里，每天也照常到所里转转，晚上就找几个在北京工作的同学喝点小酒、打打牌。一天下午，付洋主席从外地回京到所，见到我后，就让当时的办公室主任老辛组织几个前辈一起吃晚饭，指示是欢迎小乔加入康达。那天我鼓起勇气喝了两小碗白酒，后被评论说表现尚可、基本过关。哈哈，据说当年进康达是有门槛的，一是喝酒、二是围棋。我至今都还是勉强达标呢，当然这是玩笑话了。从此，我又见识了咱们主席的酒量，不得不说佩服！二十六年过去了，到现在，更佩服！通过那席间的交流，让我初次感受到了康达大家庭的温暖，康达人的热情，康达文化的感染力量。

付洋主席了解到我独自一人在京，担心我生活等多有不便，便让我随他一同先到海南分所工作一段日子，我也没多想，便欣然同意了。

与付洋主席同机飞往海口，他也坐经济舱。卡在窄小座位上，他丝毫没有不适感，一路上一直在看书，让我印象深刻。一下飞机，他就在海口分所王瑞揆主任陪同下去见客人，晚上我随他参加一个晚宴，人很多，我当时一个都不认识，只是昏昏沉沉、晕头晕脑、七荤八素吃了许多。然后就被安排在分所办公室住下了。那天是九四年十月一日。

面试

按付洋主席指示安排，我到所里去接受林星玉律师“面试”。所的办公地点在工人体育馆院内的一栋三层小楼里面，进工体东门直行不足百米，一栋三层红砖小楼，掩映在高大树荫之中，多了些神秘和威严，倒也符合当时康达作为中国官办大所的风格。在一层一间大会议室里，我东张西望，胡思乱想时，一个高挑、靓丽的身影映入眼帘，头脑里第一次有了美女律师的概念。林律师，该称呼林姐，稳稳的坐在靠近窗户的沙发，掏出一盒香烟，潇洒的点上，才慢慢开始说话。我看得有些傻眼，心里有些紧张。而随后的谈话内容却是真诚和愉快的。具体谈话细节记不很清楚了，只记得林姐跟我说：做律师和你在学校做老师完全不同，不能指望所里帮你解决户口、住房等问题，未来，除了所里会给你一个好的平台，好的机会外，全凭你自身的努力，才会在北京扎下根来，律师工作会很辛苦，要有充分的心里准备。是啊，我确实在原学校混的还可以，有留学身份、二十五、六年前留学回国工作的人还不很多，学校又刚刚给我分了一套不错的房子，学校院里也特希望我留下来发展。如继续在校工作下去，大概也不会差。可我始终觉得我本人不大适合担任教师工作，有机会，趁年轻闯一闯，特别是能来北京工作，只要肯干，也许会另有一番天地吧。

后来得知，林姐也是在事业的上升期由公安部辞职到康达工作的。对我的一些教导，也许正是源自她自身的一些感受吧。我曾对林姐提起过这段经历，林姐总是笑着说我瞎编的。绝对不是编的，林姐就是直言快语，嫉恶如仇、爱憎分明、喜欢掏心窝子说话。现在由体制内转行做律师的多起来了，可当时，勇于放下铁饭碗或是“安稳”生活条件干律师的人也算是够胆儿肥了。林姐对我的面试算是过关。从此，我就成了康达人。

这一干，就到了今天。

在海南

在海口分所工作的多数律师，都是从北京派去的。有韩溢、王瑞揆、张高峰、赵振义、潘文忠、陈洁等人。巧的是我一个大学同届学国际法的同学于君也在海口分所工作，他现已离开康达，在丰台任律协会长，大家都叫他于大爷。

海口分所办公室是跃层的民宅，近三百平米，环境很好。我在办公室没住几天，所里就把我们安排住进了“白龙花园”两套住宅里，我和韩溢、于君住一个三居室，一百几十平米，家具家电基本备齐，宽敞舒服。每天吃饭后，于大爷常是一手电视遥控器，一手电话机（还没有手机），他又特喜欢戏曲类节目，常常弄得我俩无事可干。于君干什么都很认真，不然也不能成为我们律师的领头人。我刚到海口分所的时候，也许是在日留学时的一点臭毛病，大热天也穿西装，见谁都习惯点头哈腰的，我在想，我现在驼背的厉害就是那时候装相的恶果吧。大家看着我假装一本正经觉得别扭，我自觉也不舒服。日子久了，大家熟悉了，我也终于装不下去了，原形毕露。

我到海口工作不久，翁巨松律师就来本所工作了，他虽是海南本地人，但普通话标准，和大家相处融洽。翁律师围棋下的特好，付洋主席很喜欢他的为人和性格，简单、痛快。但他跟主席下棋一点都不客气，嘴里唠唠叨叨，终于被主席命名为本所最“操蛋”律师！哈哈，老翁的故事特多，有机会再慢慢道来吧。

在海南工作几年，也许和个人不羁性格有关，经历了许多事，见识了人间万花筒，可一顿折腾后感觉真的没有取得什么值得夸耀的成绩。倒是这期间结实了许多人，如今，有的已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有的泪洒海岛，落荒而逃，有的则猛大劲儿了，蒙受牢狱之灾，也有的命运多舛，驾鹤而去。。。。。。

也许是特殊年代在那里工作过的原因，也许是人文、地理自然环境的原因，令在海南工作过的人都有些许海南情结。我至今仍会找个什么由头常去那里呆上几天，特别是在冬季，短暂的逃离北京的“阴霾寒峭”，几日消遣于阳光蓝天之下，挺美的。

第一次代理案件

我做律师承办的第一个案件是和赵振义律师共同代理的一个标的不大，也不复杂的民事案件。虽然学生时代学过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和程序法内容，但实操还属首次，心里难免紧张。好在赵律师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故一路下来，还算顺利。代理过程我们尽心尽职，也与承办法官沟通交流，但判决结果却大出所料，令我惊愕。记得我是一个人去领的判决书，那天阴阴的，下着蒙蒙细雨，我一个人坐在海口中院新办公大楼台阶上发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透过丝丝雨水，我看到的是一片昏暗。第一次代理案件就是一个完败的结果，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那种被戏弄，那种不甘心，那种愤懑的情绪，整个弥漫了我。我想许多同仁都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吧。好在二审时，通过我们的努力，终于使该案得到了改判，让我从心底出了口气。如果我刚刚出道就被严酷的现实一闷棍给削趴下，爬不起来了，对我后来的执业会有什么影响呢？理念、执着、信仰会不会动摇呢？毕竟那时还算年轻。

许许多多的事情恍如昨日，可律师的职业，踏踏实实的干了这么久，如今有主席的举荐，合伙人的爱戴，推选我担任事务所的主任。感恩的同时，又真心觉得自身力所不及，难顾周全。诚惶诚恐之时，忧虑能否不负重托，虽不敢说兢兢业业，却也时常因所里工作寝食难安。康达这艘大船，已远航三十载，我们这代人，深知任重而道远。而因有这么多热爱康达，热爱律师职业，扶持、支持我们工作的前辈，和我们一起努力拼搏中的同仁、后生，我们应坚定信心，责无旁贷，不辱使命，砥砺前行！把康达的开放包容、勤勉谨慎、谦抑厚重、和衷共济的精神传承下去。为康达美好明天再次扬帆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