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康达点滴

到康达上班的第一天正赶上年会，我的加入也因此成了那天会议的一个议程。在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每个人的面孔时，已经听到了欢迎的掌声。从这一刻起，我就融入其中，无法分离。

——我的师父们

我的第一个师父是任永明律师。记得他让我写第一份起诉书时，我一脸茫然：“怎么写呀”？搞得他哭笑不得，收我这么一个徒弟也真够难为他的。而我的律师职业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那时候无助理、秘书一说，不管你会干还是不会干，都得干；名副其实地“赶着鸭子上架”。没有电脑，更无“百度”可查；买本书，照猫画虎自书后就缠着老律师请教，阿娄（娄爱东律师）、朝哥（张朝律师）、磊哥（李磊律师）、张高峰、刘冰晶都没少让我麻烦，小任就更不用说了。每办一个案件，我就会粘上他们其中一人问，甚至还要求人家动笔修改。听着他们一套套引经据典的论述，看着他们娴熟地运用着法言法语，觉得真牛，好生羡慕。令我最感动的是，无论我写的文字有多幼稚，提的问题有多无知，他们都会耐心地教我，甚至亲自动笔修改，记得我代理的一个信用证的案件，阿娄还送了我一本关于信用证的书，这本书几次搬家都没舍得丢，现在还保留着。

所以，我常说全所律师都是我师父。

——开心

对于刚从部机关出来的我，初到康达，多少有些诧异：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也没有工作日和周末之分；没有上下级之尊卑，也没有长辈与晚辈之敬畏；工作时，可以争论的脸红脖子粗；休闲时，可以相互耍贫嘴、调侃。有时好搞点儿恶作剧，而后广为传播，记得曾有人提议，搞一个“康达段子集”。那时候大家都不富裕，一个月二、三百块钱的工资。每办一个案件，当事人只报销差旅费，碰上大方点儿的，能多给几十块钱，遇上这样的好事，得钱的主儿定会慷慨的请大家到东直门的必胜客暴搓一顿。总之，上班是件非常愉快的事，所以，大家不管有事没事都愿意在单位聚齐儿——开心呀！

——主心骨

付洋主任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把我用足”。与当事人谈案子时，他总说：“我是我们所学历最低的，相当于大专毕业，从来没开过庭”。人的格局不会因为谦虚而降低，付洋的“高屋建瓴”是公认的。三十年，他是我们的主心骨。

虎哥永远是笑眯眯的，不多言、不多语，但心很细。让我无法忘怀的是，所里组织体检，虎哥不参加。他说：“我从来不体检，如果查出病来，你们怎么办？”谁承想，就因为这，他过早的离开了我们······

朴素、朴实、真诚、无私是付洋主任和虎哥的共同特点。从来都是一双布鞋，一件夹克衫。付洋主任还常在自己家里亲自下厨，请所里的同事喝个小酒，他的炒馒头堪称一绝。福州分所创办初期，为了节省开支，我住在一个招待所里，条件很简陋。付洋主任和虎哥去福州，我安排他们住星级酒店，都不肯，结果有的当事人以为他们是“骗子”。现在想起来，真好笑。

——耐人寻味的情谊

1995年我有机会去日本，与一家日本律师事务所合作。所里对此非常重视，临走前还隆重的开了一个欢送会。我当然更是摩拳擦掌，撸起袖子，欲在异国他乡大干一场；哪知在海外建所与想象完全不一样。半年过去，毫无进展。要强的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正在左右为难时，方姐打来长途电话说：“回来吧！我在深圳忙活，正缺人手呢！”我当然知道，她猜透了我的心思，给我一个体面的台阶。从此以后，我们姐俩就这样相知、相伴的搭档了20多年，从未分开过。

——康达的魂

1997年所里派我和老辛（辛晔）组建福州分所，作为律师的我才从业4年，就专业而言，还懵懂着呢。更不幸的是，刚到福建不久，就碰到了系列复杂的刑事案件，我从未办过刑案，一下子就“蒙圈儿”了。但在我向付洋主任汇报后，他立马亲自挂帅，组织全所多位刑事律师汇集厦门，不分白天黑夜，大家一起讨论案件、一起阅卷、一起到看守所会见被告，就是在这样的齐心、这样的协力下，该案件得到了当时最好的结果，使福州分所在福建一炮打响。从那时起，我确信，“团队精神”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魂。

琐琐碎碎、点点滴滴，无惊心动魄、无光彩照人；但作为亲身经历的我体会到的却是---康达的精神文明、康达的团队精神。

（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