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往事——康达三十年点滴小事

应邀为康达三十周年写篇小文。坐在电脑前良久。往事一桩桩、一件件涌入眼前，仿佛就在昨天。

1988年夏，因有事找小虎，我拨通了全国人大常委小虎办公室的电话。电话那头说小虎和付洋已离开，出去办律师事务所了。我通报姓名后，得到了康华律师事务所的电话。

小虎一接电话，未及寒暄，我上来就是一句，“你又不是律师，办什么律所呀，律师在这儿呐。”那时的小虎不善言辞，电话那头一时无语。我接着说，“我去你们那儿吧。”小虎说，“你团委书记当得好好的，来这儿干嘛？我们现在还没几个人。”当年我上升的势头虽好，但委实不想走仕途。小虎听我说了想法后，满口答应。

过了十来天，小虎来电话，说所里有一种意见，不想要女的（康华当时没有女律师），他再和付洋说说，让我等电话去所里和付洋面谈。

盛夏已过，我才被通知去春秀路（康华最初的办公地点）面见付洋。因为有性别这种“硬伤”；加上第一次见付洋，颇有点儿忐忑。

付洋高大、伟岸，重要的是十分和气。但我还是紧张，以至于此刻我写着这篇小文，还在搜肠刮肚地“妄图”回忆起当时付洋哪怕只言片语的“教诲”。

但初到康华的几件事，记忆却清晰深刻：在一次会议上，付洋强调律师要具备服务意识时说，不要以为我们（律师）有什么了不起（当年大多数人来自体制内，很多都有一官半职），打个比方，我们就好比修鞋的，是为当事人服务的，律师行业是服务行业。

此前，我教书时，做了三年兼职律师，虽从未想过律师行业属于哪类，但潜意识里归为阳春白雪类。而那时人们的意识里，服务业属于侍候人的“低端”行业；因此初听“鞋匠论”难以接受。

但随着执业时间和经历的增长，我才理解了付洋提出“鞋匠论”，旨在强调律师需要具备的服务意识和利他行为。作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只有把个体和律所利益的实现建立在为当事人服务的基础上，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重心，才有助于长足进步。

所以在以后的执业活动中，“鞋匠论”被我反复谈起。我和我的助理们说，甚至在市律协实习律师的培训课上也“不遗余力”地将“鞋匠论”  “发扬光大”，以此强调律师的执业意识。

初到康华，我总是毕恭毕敬地称付洋“付主任”。年轻些的同事都这么称呼。付洋纠正了多次，就是难改。一次付洋在会上说，我们律师事务所，不要官本位的那套，对我和小虎就直呼名字，不叫主任，副主任。我们也不是江湖，不称兄道弟。

这番话颇使我感到新奇，甚至有点儿惊讶。在体制内久了，称呼领导，处理上下级关系，都有统一模式，不敢造次；而康华所的氛围竟如此宽松，领导如此厚道，感觉轻松愉快。

1998年，我离开了康达。此后十几年间，每逢康达年会，我都会被叫回来。我是离开康达的人中，唯一一个享有此“殊荣”的。

转瞬15年过去。我所在的律所合并失败，我身心俱疲。适逢我的一个助理要办理实习手续，不能再在那个所办理，无奈之下我找到付洋，说明了难处。付洋说，你是不是想回来？干脆回来吧。2013年7月，那个助理的实习手续办到康达，两周后彦彦也调入康达，两人占据了李磊办公室外屋的会议室。几周后，我也到康达上班。李磊让我挤进了他的办公室。

大约又过了十几天，我正和彦彦在无锡出差，临近中午，连艳来电话，说也想带着那个所的部分律师来康达。我随后在电话里和付洋谈了。付洋说可以，但要过管委会。我又分别和小虎、李磊说了，他们都说是好事。几天后，我催问小虎事情进展，小虎说，这么多人来，管委会非常谨慎，我只能告诉你，有不同意见。你再和付洋聊聊，好好介绍一下合伙人和主要人员的情况。

事情暂时搁置了。几十个人的去向没有着落，我心里着急，带着连艳和葛小鹰面见付洋。付洋和两人交谈后，当即给几位管委会要员打电话，落实了连艳团队来康达的事。

初回康达，几次在和付洋、小虎、李磊等老同事老朋友的聚会上，我都说起在我执业遇到难处时，康达伸出宽厚的臂膀，接纳我这个离家的游子。付洋、小虎和李磊每每打断我。小虎一次私下里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以后不许再提什么困难时接纳你的话，真的不至于，这么多年的朋友，说那些就没劲了。

写到这儿，喉头发紧。郑小虎，我的学长，孰料竟已和所里的同仁阴阳两隔。

然而生活和工作还要继续。

康达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而正是这一件件事，集腋成裘，凝聚了康达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

康达设立三十周年之际，管委会提炼康达精神十六个字：“开放包容，勤勉尽责，谦抑厚重，和衷共济”。康达，未来还有很长的路。

（2018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