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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达概况

康达三十年

作者:翟建萍

一次成功的合作

2000年在厦门发生了走私案,因为走私数额特别巨大,涉案人员众多,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被称为厦门特大走私案。中央纪委会同监察部、海关总暑、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税务总局、中央金融工委等部门组成中央专案组,前期对厦门走私案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取证,之后又领导厦门的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上百起案件、数百名被告人进行了审理,做出了判决。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国贸公司)自1995年至1998年上半年间,使用减免税证明进口钢材12万余吨,厦门国贸公司涉嫌偷逃应缴税款7655万余元。厦门国贸公司的负责人、主管项目的负责人、项目的承办人等多人,被司法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关押在看守所。厦门国贸公司委托我所律师为其公司及涉案的相关人员进行法律辩护。

我所指定了八个律师为厦门国贸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福州分所的主任林星玉律师是案件的总负责人。北京业务部派出了高子程和我两位律师。总部刘岩和任永明两位律师参加。

这个案件不同于一般案件审理程序,其审判程序、审判时间、宣判时间等都是由专案组统一安排的。当时时间紧,任务重,每个律师肩上的担子都很重。林星玉律师主持召开了几次全体会议,向大家做了战前动员,并通报了厦门国贸公司案件的特殊性、复杂性、时间的紧迫性,要求每位律师要严格遵守办理本案的纪律(厦门国贸公司是上市公司,对案件的任何材料和信息都要保密,不得对外泄露),办理案件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认真负责,并提出了案件的努力目标:争取将公司处罚降到最低,争取涉案关押人员被判处缓刑。听了林星玉律师的动员和意见后,每位律师摩拳擦掌,信心百倍,准备大干一场,表示一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实现辩护目标。随后所有律师都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

厦门国贸公司租了招待所的数间房子让我们住,每个律师根据自己代理被告人的具体情况,例如:是否需要回见被告人及回见的次数、是否需要与专案组见面、是否需要调查取证、是否需要与家属见面等等,决定在招待所住得时间的长短。我和刘岩律师、任永明律师从北京一起去厦门的时候多些,同时住在招待所多些。记得我和刘岩律师还住过一间房子。即使大家同时都在哪里住,吃饭也不当然在一起。每个律师根据办理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到餐厅吃饭的时间。不过没有特殊情况大家都会在比较集中的时间,如中午11:30左右自动到餐厅用餐。因为集中用餐可以为公司节省餐饮费用。招待所的饭菜做得很可口,清焯芥兰、蚝油牛肉、盖饭,是大家喜欢的饭菜。

我是作为刑事辩护律师配备的,“组织”上照顾我,把承办进口钢材业务的直接责任人员黄辟雄分配给我。任永明律师代理的是黄辟雄所在部门的负责人郑晓东。其他被告人有的承办了一单,有的承办了几单,唯独黄辟雄几乎是单单参与或承办。这下可苦了我,黄辟雄涉案卷宗较多,时间又紧,我几乎白天晚上都要加班:认真阅卷、列出问题提纲、多次回见黄辟雄,向其了解、核实涉案相关情况、准备辩护思路和辩护意见。

2000年12月14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厦门国贸公司开庭审理。毕竟是个大案子,所有在押的被告人及公司代表均站在被告席上,旁听席上有案件的有关负责人、被告人家属、还有厦门国贸公司的一些人员旁听,开庭场面挺大,律师们难免有些紧张,希望自己代理的被告人能往后拖拖,这样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再熟悉一下相关证据及质证意见。没想到主审法官上来宣布第一个要审的竟是黄辟雄!好在开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开庭表现还是很不错。

我在法庭上深入分析了案情及案件产生的背景,指出厦门国贸公司走私案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一起与远华集团走私案有着本质区别的案件,厦门国贸公司是一个非常正规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无论是在其内部人事管理上,还是在其对外签署购货合同、对外付款等方面,均建立起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和完整的程序。对是否作某一单生意,如何作,什么价格,厦门国贸公司都要经过几道程序才能确定下来。黄辟雄只不过是这审查程序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其权力是极为有限的,其作用是十分渺小的。黄辟雄在案发前主动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构成自首。请求合议庭对厦门国贸公司从宽处理;对黄辟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他律师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厦门国贸公司、其他被告人从轻、减轻的法定、酌定理由和根据。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了我所律师的辩护意见,于2000年2月对厦门国贸公司以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4000万元;对涉案黄辟雄、郑晓东所有被告人均被判处缓刑。厦门国贸公司及所有被告人都对判决结果满意,均没有提出上诉,实现了我们追求的辩护目标!

办理厦门国贸公司走私案的几点感受:

1、作为辩护人要能驾驭被告人。

第一次到看守所回见黄辟雄时,他歪着个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后问我:“你能为我辩护?你懂外贸业务吗?”显然,他看不上我。我说“我是不懂外贸业务,但是我懂法律,所以,今天在里边的是你,在外边的是我。”而后我向他调查核实的每一个问题都切入要害,与他交换了辩护意见,提出了我的辩护方案。经过几个回合较量,黄辟雄认可我是他合格的辩护人。日后无论是找他核实问题,还是开庭,他都与我积极配合,最终达到了很好的辩护效果。当然律师最终驾驭被告人,不是靠所谓的律师名气,而靠的是过得硬的法律专业水平。

后来黄辟雄被判缓刑,他还专门从厦门带着冰皮月饼到北京看我,俨然我们成了朋友。

2、合作精神很重要。

厦门国贸公司案件是一件发生在特殊情况下的案件,主体特殊、法律关系复杂,对案件涉及的每一个法律关系单凭一个律师很难做到精准的判断。林星玉律师主持全体律师对案件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几次讨论。讨论时大家群策群力、同心协力,都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与、研究并发表意见。这些意见对于每位律师更好地为被告人辩护,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启发和帮助作用。开庭时也是一样,尽管每位律师都有自己代理的被告人,但是大家分工不分家,共同努力,维护了被告人和厦门国贸公司的合法权利。

3、受到的启发:

在与其他7名律师共同代理厦门国贸公司案件的过程中,律师之间经常讨论,互相磋商,从中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学习和运用这种工作模式,使我日后受益匪浅。还有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情:记得一次讨论时,上海分所主任童明友律师提出了一个辩护观点,具体观点事隔17年之久,我已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的意见特别“民事”,我当时与他进行了辩论,说他是民事案件代理的思路,而本案是刑事案件不太适合。童明友律师没有与我进行深入地讨论,他反问我“如果用这种方式为本案进行辩护会有什么坏处吗?”我没有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下子愣住了。脑子马上进入了思考状态,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反复琢磨后,觉得运用童明友律师的观点为本案辩护确实没有坏处。

我一直牢记童明友律师上述对案件“是否有什么坏处?”的思维模式,在以后十几年的代理工作中,每当拿不准一个代理(或辩护)方案(或观点)是否对案件有利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它对案件有什么坏处?当确定它对案件没有什么坏处,但有一定好处的时候,就可以采用。

黄辟雄从看守所回来后被厦门国贸公司派到上海公司工作,依然是公司的业务骨干。任永明律师代理的郑晓东从看守所出来后到北京请任永明律师、刘岩律师和我吃饭,以表示谢意。至今逢年过节郑晓东还经常发来问候的短信。

2002年1月林星玉律师给我银行卡汇款人民币26700元,该款是厦门国贸公司对涉案件被告人判缓刑的而给我所每位律师的奖金。我与北京业务部的财务人员吕岩一起到银行提取了上述款项,并将其存入了北京业务部。

(2017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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